本文目录一览：
5. 什么是饮食文化圈?中国历史上有哪些饮食文化圈?
饮食文化圈是由于地域、民族、风俗、信仰等原因，历史地形成的具独特风格的饮食文化区位。
中华食文化圈划分为12个小圈：1、东北地区饮食文化圈；2、京津地区饮食文化圈；3、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圈；4、西北地区饮食文化圈；5、黄河中游地区饮食文化圈；6、黄河中下游地区饮食文化圈；7、长江中游地区饮食文化圈；8、长江下游地区饮食文化圈；9、东南地区饮食文化圈；10、西南地区饮食文化圈；11、青藏高原地区饮食文化圈；12、素食文化圈。
近现代中国饮食种类及结构的演变及其原因
饮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两大系统因素。就物
质层面说，饮食文化主要取决自然因素；就民族性层面看，则主要由文化因素制约。文章
认为，早在距今10000年——4000年前的时间里，中国便形成了以粟、菽、麦等“五谷”
为主要食物原料的黄河流域饮食文化区、以稻为代表主食原料的长江流域饮食文化区、以
肉酪为主要食料的中北草原地带饮食文化区三大饮食文化不同风格的区域类型。又经过约
四千年之久的演变，至19世纪末，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出现了东北、中北、京津、黄河
下游、黄河中游、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青藏高原、东南等11个子属饮食文
化区位。由于中国历史上是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小农社会，因此饮食文化
是以“滞进”方式存在的，“惰性”是其变化特征。文章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把握四点
原则：一、通过文献研究、田野与民俗考察、模拟重复等方法再现历史真实；二、把饮食
文化视为历史上人们有思想、有感情的活动；三、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饮食文化
民族性风格的主要因素；四、冷静公正、实事求是是饮食文化研究必须恪守的原则。文章
同时指出，菜肴品种只是饮食文化的物质构成之一，远不是民族或区域饮食文化的主体。
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菜品文化研究，主要是以大中城市饭店餐馆的经营品种为对象。而这
些菜品，既不是农民等普通民众的，也不是市民主体的，不属于国民大众日常饮食的范畴。
关键词 中国 饮食文化 区域性 民族性 变化规律 研究方法
区域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这一点应当是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学者的常识性共识。同样，
饮食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也是国际食文化学者无分歧的认识。从区域性入手考察中国饮食文化及其历史演变，是笔者一贯坚持的原则性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最近十余年来为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所注重，中国食文化学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笔者与中国十几个省区的二十余名学者分工合作的“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工程就是这一理论原则和方法的体现。本工程以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东北、京津、黄河下游、黄河中游、中北、西北、青藏高原、西南、长江中游、长江中游、东南等十一个饮食文化区位为研究对象，是每个食文化区位的发展通史，共由十二册组成。全套丛书约六百万字，目前正在考虑出版事宜。由于中国疆域广阔，自然地理差异大，各地区食生产方式与内容不尽相同，多民族成份存在和彼此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于是决定了中国版图之内众多不同风格饮食文化区位的存在。而随着人们食生产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这些彼此差异、不同风格的食文化区位又处于缓慢渐进的历史动态过程之中。认识这种历史存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区位的历史发展，不仅对了解过去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今天和创造明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中国饮食文化的区位性是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与时演变的
中国饮食史上的区位性，可以说是伴随饮食史的开端即显露出来了。原始人类赖以活命的食物原料，完全靠“上帝”的恩赐，即直接向大自然索取。因此，这时的饮食文化特征基本是由人群生息活动范围内的动植物种类、数量、存在与分布状态及水源等纯天然因素决定的。食物原料是天然的，食物形态基本是原料自然形态的分割剥离，没有或很少有原料的再加工。距今一万年左右，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出现了。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四千余年前，在经历了五、六千年漫长时间的食生产和食生活之后，中国史前时代的食文化区位特征明显形成。这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生产方式的明确和以谷物为食料主体倾向逐渐强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具体体现为：粟、菽等五谷杂粮结构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稻为基本食料的长江流域食文化区，以及中北广阔草原地带的畜牧与狩猎食文化区三大史前事文化区域类型。鉴于食物原料的广泛性，本文只就最具决定意义的粮食品种讨论，而将蔬果、畜禽等暂且搁置一边。
黄河流域等北方地区是以粟、黍为主要粮食品种的农业文化带。一般认为粟、黍同属，黍糯、粟不糯，、稷通常主要是指粟。考古资料表明，粟最早驯化与栽培于中华大地。粟的驯化和种植，大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粟的祖先是狗尾草，是广泛分布于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野生高淀粉含量植物，也应当是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野生采集阶段的主要植物性食料。从植物生态学角度来看，粟的最早被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驯化成功是理所当然的。粟能适应各种生长环境，自生能力极强：叶面蒸发量很小，是一种较耐干旱的作物；大旱之际粟的叶子纵卷，甚至假死，以减少水分蒸发，一旦获得水分便很快恢复生机，对土壤要求也不高，非常适应黄土高原降雨量小与易干旱的生态环境。因此，粟首先被驯化成功了，并且成为北方地区绵延四、五千年之久的最重要的粮食品种1。粟去壳后即为小米，营养价值很高。尤其重要的是，粟的坚实外壳具有很强的防潮防蛀性，因而易于贮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最早从粟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中有早期的粟粒、粟壳及炭化粟粒等的遗存已累计二十余处。其中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粟粒距今已有7300余年，遗址中的346个窖穴中88个有粮食堆存，一般厚达0.3－2米，有的窖穴堆积竟厚达2.9米。堆积物虽已腐烂，但出土时部分颗粒仍然清晰可辨，有人估计贮藏量约在10万斤以上，足够250人吃一年。这是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早期粟食物。磁山遗址发现的粟，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粟2。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在世界各地栽培的粟的品种，绝大多数都可能与中国栽培粟有亲缘关系。此外，陕西的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以及广泛分布于华北、西北地区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粟的遗存。自从粟被驯化以后，直至20世纪，在约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上一直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居民的主要食料，可以说正是粟支撑了数千年之光辉灿烂的黄河文明。
粟的种植与周部族有较深的渊源，也许粟的驯化和栽培也与周部族有至为重要的渊源关系。周人因擅长农事而兴盛起来，其始祖“弃”因富有农事经验而被虞舜任命为农官，职责是“教民耕稼”，大概相当于后来秦、汉封建国家中央政府主管农业的“大司农”一职。因而，弃被誉称为“后稷”。“后”是至高伟大之义，先秦时“天子”之王才能称为“后”，而“稷”就是粟。也就是说，周部族是靠以粟为主的农业起家的，周人的始祖弃是种植粟的专家。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词—“社稷”，社稷一词是由“社”—土地神和“稷”—谷神合称而成，祭祀社稷是中国自史前时代便开始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是农业的，也是粟的，表明以粟为代表的渊源久远和肇基深厚。这一点，若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所在地自夏国以来三千余年基本上没有离开黄河中下游中枢线的事实，应当是足够发人深省的。“社稷”一词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而中国历代封建国家政权的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又无一例外是以“农为邦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典型的“农为邦本”、“农业立国”思想传统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也一直是以黄河流域农业为主要支撑的。
粟之外，菽是另一最主要的粮食品种。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是中国特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栽培，它的祖本野生大豆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广泛分布。大豆是中国人驯化最早的菽类品种，而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俗学考察来看，大豆最早的驯化地和主要食用分布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仍是北方地区。先秦典籍中频繁和大量出现的“荏菽”、“菽”、“藿”都是指大豆，“藿”许多时候又泛指豆叶。“菽者，众豆之总名”（宋·罗原《尔雅翼》），“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3距今三千余年前，豆类已经成了中国人最重要食物原料之一。春秋战国时的文献记载，往往“菽粟”并列：“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4“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5“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依而食菽粟者。”6等皆是例证。菽与粟两者均是庶民百姓的活命之本，仰食之天，“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7；而国家粮食储备也以此两物为根本，诸侯或因“菽粟藏深，而积怨于百姓。”8食菽粟民众尚不仅力耕之农，“工贾不耕田，而足乎菽粟”9，只有上层社会成员才不象广大庶民那样三餐是赖、世代仰给。《汜胜之书》记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农人“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天之本也。”10而按当时户田百亩的常规说法，则“五口之家”种豆田为二十五亩，“八口之家”豆田则达四十亩，即豆田占全部农田比重的25%或40%，大豆的为先秦民人所仰食可见11。当然，这主要是北方农业区的情况。豆的种植所以有这样高的比重，就是因“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12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并高效利用了大豆的稳产易保藏、耐饥壮力和效用广（既为三餐主副食的饭、羹原料，又是牛马使役和猪等肉食牲畜的饲料）等众多特点。荒年无有他谷而仅以豆充饥的记载多见于封建中世以前的文献中。直到战国末年，当中原的政治家已经习惯从统一和全局的视角来认识所有社会问题时，菽也是列在北方第一谷和南方第一谷的粟、稻两者之后备受重视：“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园，小菽则搏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13菽的种植农艺研究具有北方、南方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均是北、南方居于第二位的谷物品种。先秦时，菽是黄河食文化区人们食物原料结构最重要的“五谷”之一。“五谷”当时主要是指稷、菽、麦、黍、麻（《周礼·天官·疾医》郑玄注）或稷、菽、麦、黍、稻（《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关于“五谷”及菽在“五谷”结构中地位的认识，唐以前的文录主要反映的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情况。
入汉以后，由于耕作技术的发展，粟、麦的亩产提高和它们更宜作三餐主食的固有特点，以及其他食料的有效开发与利用等原因，大豆种植在耕田总数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大豆在汉代，甚至直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其在庶民膳食结构中的地位仍未根本改变。大豆一直是重要的“五谷”之一，北方农业区则尤其如此，作为与麦、粟轮作种植的品种，其播种面积仍不可能太少。因此西汉人的观念中仍极重视菽，政治家仍主张以“欲实菽粟货财市”14的政策来裕国强国。入汉以前，大豆主要食用方法是主食的“豆饭”、“豆粥”；副食的“豆羹”、“藿羹”15；调料的“酱”、“豉”以及同时兼作药用的“大豆黄卷”—豆芽等。“以洮（淘）米泔和小豆而煮之”的“甘豆羹”等“皆野人农夫之食耳”是汉代的基本民情16。大豆磨粉食用是封建中叶以后的事，近现代始增大比重。两汉及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除了传统的使用法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豆酱、豆豉和豆腐的普遍食用。先秦时，酱的使用在庶民之家尚非十分普遍和倚重，作为咸味调料那时寻常百姓多是直接用盐，而汉时则大不然：酱已成为与传统的“醢”（以各种肉料为之）并列而存的一大咸味调料种类：“酱以豆和面而为之也。”“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17已成生活常识。酱类品种很多，其中以豆为原料的酱又分作“以供旋食”称为“末都”的酱和长贮的“大酱”；又因用盐多少而有咸或略酸味的区别等18。自汉而后，酱在人们日常食事中的地位始终居于调味料的首位：“可以调食，故为之酱焉”19；“酱，八珍主人”20；“酱，食味之主”21等一类说法反映了这种历史实情。而其对寻常百姓来说，则更是三餐是赖、一日不可或缺；对于他们酱不仅是调味之将（庶民百姓可无“百味”可调，通常只是一盂豆饭、一瓯豆羹的“一饭一汤”而已），而且还是每餐必备的佐食之肴，是一品经久不变的副食。“百家酱，百家味”，是中国历史上一句经久的俗谚，它表明酱是庶民百姓家千家万户各自长年贮备的最重要食料。正因为如此，一旦不慎生了蛆虫，人们也舍不得丢弃，于是造出一种自慰的理论来继续食用，另一句不文明的俗语则表明了这种历史文化：“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意即无大害，除去之后仍可食用。其实，这是中国人因窘迫的经济生活而生的求生存的思想，它更表明了庶民对酱的依赖之重。豉的历史要晚于酱，酱本来是诸多“醢”的一种，而豉则是由豆酱衍化发展出来的。豉的出现当不晚于春秋，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大苦咸酸”句云,“大苦，豉也。”故历来经诂学者均认为“古人未有豉也……盖秦、汉以来始为之耳”；“古来未有豉也，止用酱耳。”22但汉代人普遍食用豉则是毫无疑义的，西汉初年豉便是城邑中商人经营的主要日常消费食品之一：“糵麴盐豉千答”23；也是百姓家常备的调料之一：“芜荑盐豉醯酢酱”24。豉的种类也很丰富，从含盐量多少和风味差异上看，可分为淡豆豉和咸豆豉两大类25。酱、豉之外是“豆酱清”即“酱清”或“清酱”26，同样是汉代人十分青目的美味调料。此外，以大豆为原料制作酸味的酢，也是汉魏南北朝时的通习，其最常见的是“大豆千岁苦酒”和“小豆千岁苦酒”等27。至于藿，作为重要的菜蔬原料，至少一直沿用到宋代。在此之前很久，藿曾是市易的主重要菜蔬品种28。
豆腐，应当是于汉代便被中国人认识的大豆制品。至迟于两汉之际时，豆腐的制作与食用应当在庶民社会开始普及化29。但是，由于迄今尚未十分清楚的原因，史文记述空疏，长达十个世纪之久才于五代时见到“豆腐”二字的明确记载。但以目前发现最早记有“豆腐”一词的《清异录》中以“小宰羊”雅称豆腐俗贱之物的情况来推断，则早在五代（907—960）之前很久豆腐便成为庶民常食已是毋庸置疑了。总之，自唐以后豆腐作为很便宜的市易肴料，更广泛地被下层社会广大民众喜食、习食和有能力购食了，这是促使大豆从“豆饭”、“豆粥”等主食料逐渐退出并同时在副食的天地里更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豆腐的大宗有水豆腐和干豆腐两大类，每类又都有南、北不同风格之分（水豆腐南称嫩豆腐，北为老豆腐；干豆腐南方则成为千张、百叶）。入宋以后，以豆腐为原料的加工品种开始增多，并且随着都市餐饮业的发展和人们食生活的渐趋丰富，豆腐制品也便逐渐增多。清人李调元的《豆腐》30打油诗便非常形象写实地反映人们对豆腐的加工利用：
家用可宜客非用，合家高会命相依。（豆浆，制豆腐之前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是庶民之家相依为命的饮料，且极价廉易得）
石膏化后浓如酪，水沫挑成皱成衣。（豆腐皮）
剁作银条垂缕滑，划为玉段载脂肥。（水豆腐）
近来腐价高于肉，只恐贫人不救饥。（泛指水、干两种）
不须玉豆与金笾，味比佳肴尽可损。（豆腐干等）
逐臭有时入鲍肆，闻香无处辨龙涎。（臭豆腐）
市中白水常成醉，寺里清油不碑禅。（油豆腐）
最是广大寒彻骨，连筐称罢御卧寒。（冻豆腐）
才闻香气已先食，白楮油封四小甔。（豆腐乳）
滑似油膏挑不起，可怜风味似淮南。（豆腐脑）
豆腐的细加工品种非常丰富，如“熏豆腐”、“酱油茶干”、鸡汤豆腐丝、五香干豆腐卷、五香豆腐丝、油豆腐、茶干等均已见于清代及其以前的食谱等大量文字记录中了31。
制豆腐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的利用更应在豆腐之先。照笔者豆腐发明当在西汉的理解，豆浆的利用自也至迟在西汉时期。这不仅由于西汉时大量使用的旋转磨主要用途是用来研磨浸泡过的豆等谷物原料的，事实上早在磨发明之前的谷物加工具杵臼即有此功用。因浸泡过的大豆一经粉碎性加工过程，便有浆汁析出，而且越是研磨或舂捣精细浆汁便析出越多。而早在豆腐发明之前，即在大豆主要用来烧豆饭、煮豆粥和豆羹阶段，为了使组织坚硬的大豆能与其他易烂熟的谷物协调烹饪，一般也要先将大豆浸泡相当时间（这样既适口也可节省燃料、事功）。富贵大家待客以豆粥能“咄嗟便办”，原因即是“豆制南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32。若是考虑到三代时人们用杵臼舂制“糍”、“饵”等主食品的情况，则捣击泡豆出浆并加以利用的历史还应当更早许多。西汉时，都市之中甚至有以豆浆出售而成巨富者：“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33这里的“浆”，既不是酒浆，也不是水浆，而应是包括豆浆在内（当以豆浆为主）的各类果汁、酵汁饮料的统称，文中的“张氏”即略近现代意义的张记饮料店。
由豆浆制成的豆腐脑和各种风味的豆花，同样是古往今来广大下层社会民众喜食和常食的副食或风味小吃食品。“豆腐，……其最嫩不能成块者曰豆腐花”34，即点腐时使浆聚而不凝；而点豆腐之后不加压去水，则成豆腐脑：“点成不压则尤嫩，为腐花，亦曰腐脑。”35
黄豆芽，是中国人很早就利用为蔬食原料的大豆的活性转化形态，作为有目的的培养而利用豆芽，这无疑是比简单和直接利用大豆原始形态的一大进步。黄豆芽在先秦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为“大豆黄卷”36，这一称谓其后沿用很长时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亦有“黄卷一笥”的记载37。黄豆芽（当然也包括其他豆类的芽），很早并长期和大宗被用作历史上庶民阶级几乎每日必食的“豆羹”的主要原料，直到今天仍是南北城乡广大民众四季常食的蔬菜品种，尤其是北方漫长冬季里大众的传统食料。当然，今天人们食用豆芽的方法，除了二、三千年传统的汤煮之法外，炒、炝、拌、渍、馅料（煮、蒸、炸等），或与其他原料配合的更多烹调方法是古今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豆之外的菽类品种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可以分作主食和副食的两大类，如主要用作豆饭、豆粥或豆馅、豆粉等主食原料的黑豆（乌鸡豆）、白豆、绿豆、褐豆、青豆、斑豆38、赤小豆（又称红小豆或小红豆等）、稆豆（又称黑小豆等）、豌豆（曾有胡豆、戎菽、回鹘豆、毕豆、青小豆、青斑豆等称）、蚕豆、豇豆、扁豆、黎豆、花豆、眉豆、脑豆、芸豆等；主要用作菜肴原料的刀豆、扁豆、豆角、龙豆、垅船豆、四季豆、荷兰豆、绿豆芽，以及用于主食原料诸类品种生长青嫩时的籽、荚、叶、苗、秧等的用来蔬食。一些品种的豆实同时可以制粉、酱、豉、麸、粉丝（或条、片）等，作为肴品原料丰富人们的餐桌，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
肉美鱼鲜，动物性食料味美、耐饥、壮力、养颜、益智等许多养生功效是中国人很早就充分认识到的常识性道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常餐鱼肉的福气的。以五谷为主要食料，即基本营养源于此；各种蔬菜的主要功用仅是“充”—充实、补充而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39，这一距今足有二千四、五百年的看法，反映了中国人早期的膳食综合观念。“养”、“助”、“益”、“充”四字并非单纯的并列修辞需要，事实上是包涵着一定意义的性质和程度差别理解成份在内的。至于各种食物原料都蕴涵何种营养成份并如何营养人们的身体与健康，那都是暝暝不清的，至少在二千数百年前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在中国人的隐约感觉和迷朦揣摩之中，他们只能用简单的实验—生活实践观察比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和混杂着许多唯心、唯灵成份的思考来试图彻底理解和解释这一切。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都视“养”—营养—的基本问题的砝码是“五谷”。中国历史上维系了二千数百年之久的历代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或“重本轻末”基本国策，从根本上说来盖源与此；中国人的似乎过于眷顾以大豆为主的菽类食料，其情结亦在于此。李时珍对菽类评论说：“北人用之甚广，可作豆粥、豆饭、豆酒，炒菜、麨食，磨而为面，澄滤取粉，可以作饵顿糕，荡皮搓索，为食中要物。以水浸湿生白芽，又为菜中佳品。牛马之食亦多赖之。真济世之良谷也。”40李时珍的这一评语，是对诸多豆类品种对庶民百姓的充饥养生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国人在漫长的数千年里大大得益和仰重于菽类食料，他们于调顺时节三餐是赖，荒欠之年唯其为重；果腹调食、养生疗疾，离之不可一日。中国人所得益的，正是他们虽苦苦思索却仍冥冥不能解的菽类独特丰富的各种营养成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众—庶民大众是靠以大豆为主体的菽类食料来维系健康的，而这一点首先，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6？）曾在他的《天工开物》中说：“凡谷无定名，……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以诸书圣贤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十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41宋应星的这句话，值得认真推敲：首先，他正确的指出，汉代以前黄河流域食文化区人民大众的主食结构是以粟为主要品种的“五谷杂粮”，当时稻在北方粮食结构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其次，汉代时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在当时中国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当然，宋应星的话是仅就汉代的文献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宋氏并没有否定汉以后直至唐一段时期黄河流域北方食文化区基本食料结构的意义。再次，唐以后随着南方人口的持续上升和和生产、经济的累积发展，南北人口与经济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唐代时，在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为正常时期，全国人口的北南对比为六比四，而中央财赋收入的重头则在南方。南方财赋的主体是稻米，这就是宋应星于唐后七个多世纪所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一语的确切历史内涵。不同的是，宋氏议论的明代末期，而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明帝国版图内人口分布的比例则已经发展成一比二不足了，约六千七百万人口分布在以稻米为主要食粮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食文化区42。第四，也大约是在唐代前后，随着谷物食料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亩产量的提高和食料种类的增多，如宋氏所说，麻和菽开始退出了主食的行列，而在副食“肴”的天地里充分发挥着潜能。
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同样表明，我国又是世界上小麦的起源中心之一和栽培小麦的最大变异中心之一。“麦”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竟有约近八十种大同小异的写法，这既表明麦的变异品种多，同时也说明距今三、四千年前麦已经是一种非常广泛栽培食用的谷物品种43。田野考察发现，我国西南和西北高原迄今还生长着一种具有典型野生性状的原始小麦，专家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现在我国原有的普通小麦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44麦最初主要是蒸、煮粒食，入汉以后粉食逐渐成了主要和基本的食法。此后，“北麦南稻”一直是中国北、南两方食文化区的重大区别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具有二千多年之久，堪称中华民族“国食”的面条、馒头、饼、饺子、包子等都是主要以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它们同样也是黄河流域及广大北方地区食文化的传统与代表性食品。麦面食品广泛流行北方地区的原因，除了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的寒播、暑收生长习性之外，还在于其比较粒食米饭而更易于制作、贮放、携带、食用的特点和优点。
中原饮食文化与地理
中原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是中国农耕文化和饮食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之一。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在北宋时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代表了当时中国饮食文化的最高成就，在中国饮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宋定都开封，使中原地区仍保持了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但北宋时该地区早已丧失了国家的经济中心地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原地区人们的食物结构、饮酒品茗之风、饮食业、饮食风尚和饮食习俗等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是推动北宋中原饮食文化繁荣的强大动力。 北宋时期多数中原居民仍以面食为主食，但大中城镇的居民受粮食供应、饮食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改变了这种饮食习惯。他们开始以米食为主食。在副食消费上，北宋时期的中原居民以蔬菜为主，以肉类为辅。素菜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获得了较大发展，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菜系。由于外地的羊、鱼虾等食物原料的大量输入，北宋时期中原居民的肉食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肉食消费上，人们以猪肉、羊肉为主，以鱼虾鹑兔等为辅。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饮料主要...
中原地区落叶松林、阔叶杂木林、栎树林、油松阔叶混交林、竹林、柏树林、杨树林、河口草甸、农田花粉组合特征研究表明,森林植被花粉组合均以乔木花粉为主(占50%以上),平原区杨树林、河口草甸和农田均以草本花粉为主(占84%以上),均较好地反映了样点周围植被特征。松树林松树花粉高于70%,周围有少量松树的样点松树花粉占50%左右,周围没有松树的样点松树花粉在30%以下。落叶松林中落叶松花粉仅占2.4%,杨树林样品中未发现杨树花粉,竹林样品中禾本科花粉仅占3.4%,表明落叶松、杨树、禾本科花粉均具低代表性;判别分析也表明落叶松和杨树花粉呈低代表性。受周围和区域性植被影响,农田样点农作物花粉占30%左右,说明农田环境不利于花粉保存,故花粉浓度较其他植被类型低。
黄河地域的饮食文化
一、黄河先民的饮馔生活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距今约一百七、八十万年前后，华夏民族的远古人类就劳动、生息、繁衍在黄河上下游及黄土高原上。据考古资料表明，山西芮城西侯度的古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黄河先民生活的遗迹。而陕西蓝田人、山东沂源人及河南三门峡、内蒙萨拉乌苏等古人类和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足以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最悠久的地区之一。
在黄河人类的幼年时代，原始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生产、生活工具是一些用石块、木料、兽骨制作的，他们靠群体的力量，相互协作，采集野果、根茎，狩猎动物作为食料，过着原始、野蛮、粗陋的生活。陕西的蓝田人、山东的沂源人、内蒙古的河套人生活的地方，都发现有原始人使用过的石器工具及其他粗糙的器具。先秦的典籍《礼记·礼运》对远古黄河先民的生活进行了详尽描绘，说：“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这时期的人类还不知道用火，完全是生吞活剥的野蛮式生活方式，根本无饮食文化可言。
上古之时，由生食到熟食，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飞跃，其关键是用火。考古资料表明，黄河先民在发现和使用火的方面，是经历了一个由“自然王国”至“自由王国”的漫长之路。早在180万年前后的山西西侯度文化遗址和距今约8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的生活遗迹中，都曾发现过用火的痕迹。在这些原始人生活的地方，留有大量的炭屑和灰烬，以及被火烧黑的动物遗骨化石，说明这时期的先民已经开始用火。而在稍晚于这一时期的山西汾河流域、山东沂源人及内蒙古河套人的古文化遗址中，则发现数量更大的动物碎骨、石器、炭屑、灰烬共生的遗留，被考古学界称为原始人的“庖厨垃圾”。种种迹象表明，黄河人类最早的用火是由于自然火（如雷电）引起森林火灾而开始熟食的，并由此而逐渐认识到熟食比生食更有益于原始人类，于是就试图开始保留和长期控制火种。人类有意识地长期控制火种，就可以经常吃到熟食，原始的烹饪术也就产生了。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只会把猎获的动物肉体置于火堆之中或于火焰之上烧烤，但毕竟，黄河先民在谱写灿烂的黄河饮食文化篇章的历史进程中，迈开了最重要的一步。
二、从燧人氏到烹饪鼻祖伊尹
黄河先民用火熟食的初期阶段，完全是靠控制自然火种来实现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力量。大约人类又经过若干万年的实践，发现打制石块时有火花迸出，石块和木头长期磨擦也能发热发烫，乃至着火，于是人类进入了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获取火种的时代。在我国许多的历史典籍中，就赫然记载着发明用火的圣人，这就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燧人氏。《周礼》云：“燧人氏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韩非子》则记载说：“有圣人作，钻燧取火。”无论钻木、钻燧谁是谁非，足以证明黄河先民在距今五万至一万年前，已学会自己获取火种的方法，古老的烹饪技术开始出现。《古史考》说：“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钻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这里的“炮”是“裹肉而燔之”的操作，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熟加工，而且有了一定的加工技巧，较之先前的那种“肉贯火上炙而食之”已有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是开了黄河流域饮食文化中烧烤技术的先河，也是开中国饮食文化技术之先河。对此《礼记·礼运》中也有记述：“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从此以后，有了原始的烹饪术，奠定了黄河先民火化熟食的生活基础，从而改变了他们的饮食生存环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开。”
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过程
1、燧人氏时期
钻木取火，从此熟食，进入石烹时代。
2、伏羲氏时期
在饮食上，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
3、神农氏时期
“耕而陶”，是中国农业的开创者，尝百草，开创古医药学，发明耒耜，教民稼穑。陶具使人们第一次拥有了炊具和容器，为制作发酵性食品提供了可能，如酒、醢、醯（醋）、酪、酢、醴等。鼎是最早的炊具之一，有爪儿因为当时没灶，还有鬲，其爪是空心的，鬶用来煮酒的。
4、黄帝时期
中华民族的饮食状况又有了改善，皇帝作灶，始为灶神，集中火力节省燃料，使食物速熟，而广泛使用在秦汉时期，当时是釜，高脚灶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蒸谷为饮，烹谷为粥”首次因烹调方法区别食品，蒸锅发明了，叫甑。蒸盐业是黄帝臣子宿沙氏发明，从此不仅懂得了烹还懂得调，有益人的健康。美味
5、周秦时期
中国饮食文化的成形时期，以谷物蔬菜为主食。春秋战国时期，自产的谷物菜疏基本都有了，但结构与现在不同，当时早田作业主要是：稷（最重要）是小米，又称谷子，长时期占主导地位，为五谷之长，好的稷叫梁之精品又叫黄梁。黍是大黄粘米仅次于稷，又称粟，是脱粒的黍。麦，大麦。菽，是豆类，当时主要是黄豆，黑豆。麻，即麻子。菽和麻都是百姓穷人吃的，麻又叫苴。
南方还有稻，古代稻是糯米，普通稻叫粳秫，周以后中原才开始引种稻子，属细粮，较珍贵。菰米，是一种水生植物茭白的种子，黑色，叫雕胡饭，特别香滑，和碎瓷片一起放在皮袋里揉来脱粒。
6、汉代
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的汉墓中的大画像石上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
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7、唐宋
饮食文化的高峰，过分讲究。“素蒸声音部、罔川图小样”，最具代表性的是烧尾宴。
8、明清
饮食文化是又一高峰，是唐宋食俗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混入满蒙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主食：菰米已被彻底淘汰，麻子退出主食行列改用榨油，豆料也不再做主食，成为菜肴，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比例大幅度增加，面成为宋以后北方的主食，明代又一次大规模引进，马铃薯，甘薯，蔬菜的种植达到较高水准，成为主要菜肴。肉类：人工畜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满汉全席代表了清代饮食文化的最高水平。
中国饮食文化特点
1、选料精良
每种菜肴美食所取的原料，包括主料、配料、辅料、调料等，都有很多讲究和一定之规。概而言之，则是“精”、“细”二字，所谓孔子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所谓“精”，指所选取的原料，要考虑其品种、产地、季节、生长期等特点，以新鲜肥嫩、质料优良为佳。
汉唐时代，习惯于将美味佳肴称作“八珍”。大约从宋代开始，八珍具体指称八种珍贵的烹饪原料。到了清代，各种系列的“八珍”不胜枚举，主要指的是八种珍稀原料组合的宴席。
2、刀工细巧
我国早在古代就重视刀法的运用，经过历代厨师的反复实践，创造了丰富的刀法，如直刀法、片刀法、斜刀法、剞刀法（在原料上划上刀纹而不切断）和雕刻刀法等，把原料加工成片、条、丝、块、丁、粒、茸、泥等多种形态和丸、球、麦穗花、荔子花、蓑衣花、兰花、菊花等多样花色，还可镂空成美丽的图案花纹，雕刻成“喜”、“寿”、“福”、“禄”字样，增添喜庆筵席的欢乐气氛。
特别是刀技和拼摆手法相结合，把熟料和可食生料拼成艺术性强、形象逼真的鸟、兽、虫、鱼、花、草等花式拼盘，如“龙凤呈祥”、“孔雀开屏”、“喜鹊登梅”、“荷花仙鹤”、“花篮双凤”等。例如“孔雀开屏”，是用鸭肉、火腿、猪舌、鹌鹑蛋、蟹蚶肉、黄瓜等十五种原料，经过二十二道精细刀技和拼摆工序才完成。
不仅仅文学家将精艺的刀工当做完美的艺术欣赏，普通的百姓也往往是一睹为快。为了开开眼界，古代有人专门组织过刀工表演，引起了轰动。南宋曾三异的《同话录》说，有一年泰山举办绝活表演，“天下之精艺毕集”，自然也包括精于厨艺者。“有一庖人，令一人裸背俯伏于地，以其背为几，取肉一斤许，运刀细缕之。撤肉而试，兵背无丝毫之伤。”以人背为砧板，缕切肉丝而背不伤破，这一招不能不令人称绝。
3、火候独到
中国厨师能精确鉴别旺火、中火、微火等不同火力，熟悉了解各种原料的耐热程度，熟练控制用火时间，善于掌握传热物体（油、水、气）的性能，还能根据原料的老嫩程度、水分多少、形态大小、整碎厚薄等，确定下锅的次序，加以灵活运用，使烹制出来的菜肴，要嫩就嫩，要酥就酥，要烂就烂。早在古代，中国厨师就对火候有过专门研究，并阐明火候变化规律及掌握要点：“五味三材，九沸九变，必以其胜，无失其理。”
（《吕氏春秋》）北宋大诗人苏轼不仅是位美食家，而且还是一位烹调家，创造出著名的“东坡肉”菜肴，这和他善于运用火候有密切关系，他还把这些经验写入炖肉诗中：“慢着火，少着水，火候到时自然美。”后人运用他的经验，采用密封微火焖熟法，烧出的肉原汁原味，油润鲜红，烂而不碎，糯而不腻，酥软犹如豆腐，适口而风味突出。
4、技法各异
常用的技法有：炒、爆、炸、烹、溜、煎、贴、烩、扒、烧、炖、焖、氽、煮、酱、卤、蒸、烤、拌、炝、熏，以及甜菜的拔丝、蜜汁、挂霜等。不同技法具有不同的风味特色。每种技法都有几种乃至几十种名菜。著名“叫化鸡”，以泥烤技法，扬名四海。相传古代江苏常熟有一乞丐偷得一只鸡，因无炊具，把鸡宰杀后除去内脏，放入葱盐，加以缝合，糊以黄泥，架火烤烧，泥干鸡熟，敲土食之，肉质鲜嫩，香气四溢。
后经厨师改进，配以多种调料，加以烤制，味道更美，遂成名菜。云南“过桥米线”，是氽的技法杰作。相传古代有位书生在书房中攻读，其妻为使他能吃上热汤热饭，便创造了这一氽法：将母鸡熬成沸热的鸡汤，配以切成细薄的鸡片、鱼片、虾片和米线，因面上浮油能起保温作用，并能氽熟上述食品，而且过桥后尚能保持热而鲜嫩，从而创造了氽这一重要烹调技法。
5、五味调和
调味的方法也变化多样，主要有基本调味、定型调味和辅助调味三种，以定型调味方法运用最多。所谓定型调味，指原料加热过程中的调味，是为了确定菜肴的口味。基本调味在加热前进行，属预加工处理的调味。辅助调味则在加热后进行，或在进食时调味。
这么说来，所谓“五味调和”中的五味，是一种概略的指称。我们所享用的菜肴，一般都是具备两种以上滋味的复合味型，而且是多变的味型。《黄帝内经》云：“五味之美，不可胜极”；《文子》则说：“五味之美，不可胜尝也”，说的都是五味调和可以给人带来美好的享受。
总之，调味得恰到好处与否，除了调料品种齐全、质地优良等物质条件以外，关键在于厨师调配得是否恰到好处。对调料的使用比例、下料次序、调料时间（烹前调、烹中调、烹后调），都有严格的要求。只要做到一丝不苟，才能使菜肴美食达到预定要求的风味。
6、情调优雅
中国饮食文化情调优雅，氛围艺术化，主要表现在美器、夸名、佳境三个方面。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引用过一句“古人云”的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是说食美器也美，美食要配美器，求美上加美的效果。
中国饮食器具之美，美在质，美在形，美在装饰、美在与馔品的谐合。中国古代食具之美，主要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玻璃器几个大的类别。彩陶的粗犷之美，瓷器的清雅之美，铜器的庄重之美，漆器的透逸之美，金银器的辉煌之美，玻璃器的亮丽之美，都曾给使用它的人以美好的享受，而且是美食之外的又一种美的享受。
美器之美还不仅限于器物本身的质、形、饰，而且表现在它的组合之美，它与菜肴的匹配之美。
周代的列鼎，汉代的套杯，孔府的满汉全席银餐具，都体现一种组合美。孔府专为举行高级筵宴的满汉全席银餐具，一套总数为404件，可上菜196道。这套餐具部分为仿古器皿，部分为仿食料形状的器皿。器皿的装饰也极考究，嵌镶有玉石、翡翠、玛瑙、珊瑚等，刻有各种花卉图案，有的还镌有诗词和吉言文字，更显高雅不凡。
孔府的满汉全席餐具，按照四四制格局设置，分小餐具、水餐具、火餐具、点心盒几个部分。美器与美食的谐合，是饮食美学的最高境界。杜甫《丽人行》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筯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的诗句，同时吟咏了美食美器，烘托出食美器美的高雅境界。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没有无名的菜肴。一个美妙的菜肴命名，既是菜品生动的广告词，也是菜肴自身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菜名给人也有美的享受，它通过听觉或视觉的感知传达给大脑，会产生一连串的心理效应，发挥出菜肴的色、形、味所发挥不出的作用。
本文链接：http://www.sxhhwh.com/huanhewh/155.html 转载需授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