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黄河的历史文化资料
- 2、黄河文化的历史及经济发展
- 3、黄河的历史发展
- 4、黄河的文化
黄河的历史文化资料
黄河的历史文化资料：
黄河的孕育、诞生、发展受制于地史期内的地质作用，以地壳变动产生的构造运动为外营力，以水文地理条件下本身产生的侵蚀、搬运、堆积为内营力。在成河的历史过程中，运动不息，与时俱进。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泥沙堆积在史前地质时期就在进行，史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根据多方面的研究，古黄河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三纪至第四纪的早更新世为古黄河孕育期。第四纪中更新世（距今115万年～10万年）古黄河诞生成长期。晚更新世（距今10万年～1万年）黄河形成海洋水系。
历史时期黄河在上中游平原河段，河道也曾有过演变，有的变迁还很大。如内蒙古河套河段，1850年以前磴口以下，主要分为两支，北支为主流，走阴山脚下称为乌加河，南支即今黄河。1850年西山嘴以北乌加河下游淤塞断流约15公里，南支遂成为主流，北支已成为后套灌区的退水渠。龙门～潼关河道摆动也较大。不过，这些河段演变对整个黄河发育来说影响不大。黄河的河道变迁主要发生在下游。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范围，大致北到海河，南达江淮。据历史文献记载，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0多次。
黄河文化的历史及经济发展
黄河是一条地上河，有史以来，见于记载的决徙计一千五、六百次，其中较大改道26次。它曾向南夺淮入海，也曾向北自静海东流。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而于1875年形成今道。因而，就地理角度而言的“黄河三角洲”，应指西起郑州，东南至淮河口，东北至天津静海这一大片扇形区。因黄河自泰沂山脉以南东流入海的历史不是太久，而且人们讲“河流三角洲开发”这一概念，也只是上世纪末叶的事，所以往往立足于河流现状来界定“三角洲”，这一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就是狭义的“三角洲”了。若从文化角度而言，以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特征、文化心理心态等作为考量参数，黄河三角洲就主要是指由今滨州和东营及它们周边地区那基本相似的地形地貌、基本相近的生态环境而孕育出的形态基本相同的传统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发展经过了孕育形成期、交流融会期、开发兴盛期。一、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由邹平孙家遗址所见，至迟在距今8500年的史前期后李文化时代，黄河三角洲就出现了人类生活的足迹。大汶口文化时代至夏商，黄河三角洲故地逐步形成较多的民众聚落。从文献的角度考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讲述的其先祖少昊氏“以鸟名官”中，任司寇之职的爽鸠氏一族，即聚居在齐地北部。《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也，非君所愿也。’”遄台，据《临淄文物志》考，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北部。晏子所云，应指今临淄及其周边这一广大地区。代爽鸠氏、季荝、逢伯陵居此地区的蒲姑氏之都城，《史记·齐太公世家》作“薄姑”，言曾为齐胡公所都。《水经注·济水注》曰：“济水又经薄姑城北。《后汉郡国志》曰：博昌县有薄姑城。《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又，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言“薄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博昌，原为齐故邑，在今博兴县南二十里；后几度迁徙，唐时还治故址。那么，古之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所都，当在今博兴一带；但其势力控制范围应当比这大得多，大概包括今小清河中下游地区。杜预注《左传·昭公二十年》文曾曰：“爽鸠氏，少昊氏之司寇也。季荝，虞夏诸侯。逢伯陵，殷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间代逢公者。”基本勾画了商周之交以前此一地域文化的发展序列。因此，可以说商周之交以前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在小清河中下游地区、小清河南北部都有大量史前文化遗存。如邹平孙家遗址、章丘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张店浮山驿遗址、章丘董东遗址、广饶傅家遗址、五村遗址、邹平丁公遗址、阳信的小韩遗址、桓台郇召遗址、齐家遗址等。也就是说，在齐人据有此地之前，在黄河三角洲中心区域的小清河中下游的邹平、博兴、广饶、阳信等地，都形成了较大的人类聚落群，成为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近几十年来黄河三角洲的考古成果，可大致勾画商周之交以前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概况：与后李文化相应的有邹平孙家文化、章丘西河文化等；与北辛文化相应的有张店浮山驿文化、章丘董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应的有广饶的傅家文化和五村文化、邹平的丁公文化；与龙山文化相应的有邹平鲍家文化、博兴利城文化等。与岳石文化相应的出土遗址所展示的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聚落更多。由考古成果与上述文献记载相互发明可见，商周之交前的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主要产生在今小清河中下游南北部：在史前传说时代为爽鸠氏文化，在虞夏时代为季荝氏文化，在殷商时代为逢伯陵氏文化，在殷周之际为蒲姑氏文化；而后有周代的齐文化。这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统而观之，黄河三角洲文化孕育形成期的特点可以归结为：（1）社会生产工具的制造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陶器数量大于石器数量；（2）其居住中心自西向东转移，由今章丘、邹平逐渐向东、向北辐射发展到今广饶、阳信、惠民、沾化等地，这与史前先民向退海地的开发有关；（3）有尚蚌和崇尚外饰的风气，说明此地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支撑。二、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 自周秦至宋元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它大致又可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周初，姜太公受封于营丘，黄河三角洲故地被纳入姜齐势力范围，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与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齐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并且由于姜太公初封于齐时就执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采纳土著文化的进步因素，因而建立在二者结合基础上的黄河三角洲文化，既保持了较高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吸纳了齐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了当地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汇聚此地，开发经营，使得人口渐众。《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的黄河三角洲故地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否则不会组织可随“五都之兵”伐燕的“北地之众”。密集的人口，使得人均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加之周边地区民众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迁徙到这一肥沃的退海之地求生存、求发展，就逐渐引发了“开发东部退海之地”这一黄河三角洲中后期物质文化生产的主旋律。与齐文化融合后，黄河三角洲文化获得了更多的与其他地域主流文化交流的机会。鲁地礼乐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诸种信条、齐地开放文化中的尚实求变精神、燕地尚贤文化中的礼贤下士思想、赵地侠义文化中的慷慨仗义之风，都对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产生多重影响，使此地出现了诸多文化名人。如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的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如隐居於陵（今邹平长白山）而绝齐楚聘相的“於陵学派”创始人田仲，如疾呼“义不帝秦”、又劝降聊城燕将而后隐居少海（今桓台花沟）的义士鲁仲连等。在他们的思想学说中，体现出多种地域文化融合的印记。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主要是齐文化融合的阶段。秦并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实施一统政策；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成帝将儒家思想推行到民间，于是在思想文化层面也逐渐出现一统局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民族文化，即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传统文化。黄河三角洲文化也融合到中华传统文化中来，不但在物质生产方面与中原地区有了更多交流，在思想文化层面也与中央文化逐步融合，像其他地域一样，出现了诸多通经致用的经学名家。如从济南人伏胜，到同郡人张生，到千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到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又如齐人辕固（今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有辕固冢）曾与窦太后辩论儒家道家优劣，著《齐诗传》三卷传世，是今文经学“齐《诗》学”的代表（均见《汉书·儒林传》等）；又如三国时乐安人孙炎，受学于东汉经学大家郑康成之门人，人称“东州大儒”，曾力驳王肃《圣证论》对郑玄经学之讽。这些著名人物的出现，表现出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具有与中央王朝文化更多的趋同性。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中央文化即汉文化融合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地多干旱，使得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运动。此时的黄河三角洲地区不但经历了空前的战乱，也承受了游牧文化的冲击。特别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佛教文化，适应了乱世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在黄河三角洲获得大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黄河三角洲在北朝时期的寺院就有近20座。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至今尚有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王上造释迦多宝瓶坐像等铜佛教造像20余尊，有北魏孝昌三年(527年)所造石佛教造像15尊。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阶段。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文化融合，黄河三角洲文化汇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洪流，在广纳博采中原文化主要是经学文化以及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础上，黄河三角洲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三、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 明清以降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宋代起，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北方政治动荡，战乱不已。至元末明初，由于元军与红巾军在鲁北展开拉锯战，尤其是燕王朱棣历时四年的“靖难”战火，使得黄河三角洲地区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为了改变土地荒芜、少人耕种的状况，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等地大规模移民至黄河三角洲。据《山东省地名志》及各县市史志、族谱、碑刻提供的资料，三角洲绝大多数村庄为明初立村。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充实了该区域的人口，使得黄河三角洲的农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清末民初，黄河三角洲又出现了第二次移民高潮，鲁西南之曹州、嘉祥、巨野、汶上等县水旱灾民多迁至今垦利、利津、沾化沿海垦荒种地、下海捕鱼。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建设，山东省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东北部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以垦利县为主。新移民的流入，使黄河三角洲文化出现两大新特点：在物质文化方面，垦荒种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旋律；在精神文化方面，民间向学蔚然成风，出现了较多文化望族。由于历代移民的勤力开垦，黄河三角洲经济渐次得以恢复，文化教育随之发展繁荣，各县均设立学校。明中叶起，黄河三角洲各县学及官办书院林立，民间所办的书院、私塾、村塾、义学星罗棋布。以邹平县为例，仅清代恢复、创办的书院就有伏生书院、范公书院、长白书院等8处，黄河三角洲一时人才济济。有清一代，仅邹平县就有68人登进士第，中举者更达252人。这样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明清时期一大批誉满府县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他们多父子兄弟传学，形成文化望族。如曾引领清代诗坛学坛的新城（今桓台）王士禛父子兄弟，如明清时期“一门十二进士”的滨城杜氏家族等等。这诸多文化望族的出现，是黄河三角洲精神文化继春秋战国后再度繁荣的主要标志。
黄河的历史发展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长河，自远古以来即为多泥沙河流。公元前4世纪黄河下游因河水浑浊即有“浊河”之称。公元1世纪初，有人指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这些泥沙中的一部分堆积在下游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淤高，全靠堤防约束，时久形成悬河。每逢伏秋大汛，防守不力，轻则漫口决溢，重则河道改徙。
历史上，黄河流域曾经长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摇篮。历史上频繁的灾害，也使黄河被称为“中国的忧患”，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三至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河道因泛滥大改道共26次，决口一千多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对中国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影响巨大。
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决口1590次，大的迁途26次。平均三年有两次决口，百年有一次大改道。1938年黄河改道，河水南下夺淮，淹没豫东、皖北和苏北大片土地，受灾人口1250万，死亡89万。
就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特点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战国筑堤以前
上限大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北流到永定河冲积扇的南缘，向东经过雄县、霸县一线，到今天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今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互为主次，或同时存在，但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在古代，“河”就是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都可能是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
战国中期，下游大规模修筑堤防后，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汉书·地理志》里记载的大河，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改道频繁的局面，我们暂时作为黄河第一次重大的改道。
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
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又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东汉至唐末
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以上决口，河水一直泛滥至清河郡以东数郡。当时，王莽因为河决东流，可使他在元城的祖坟不受威胁，就不主张堵口，听认水灾延续了近六十年，从而造成黄河史上第二次重大的改道。
此后，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偶而有决溢，也未造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
一，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退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
二，公元70年，在王景领导下，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才固定了一条新的河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从长寿津（今濮阳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与古漯河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
三，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沿途更有一些大小湖泊和沼泽洼地，都起着分洪、排沙与调节流量的作用。
唐末至北宋末
经近千年的堆积，到唐末开始，黄河下游河口段已逐渐淤高。公元 893年（唐景福二年）河口段，发生近百里的改道。到五代时期，决口的频率明显增加，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泛决。
至11世纪初，在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此后决口地点又上移到澶州（今河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五代末年、北宋前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
1048年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史称“黄河北派”。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的改道。（黄河北流大的共有三次：商胡埽、小吴埽、内黄口）
金元至明嘉靖万历时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东京留守杜充竟然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东流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入泗水，夺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在此后的700多年中，以东南流入淮为常。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黄河第四次重大的改道。
浚、滑之间原是黄河下游的窄道，由于这一段河道的控制，以下河道决口后摆动的范围，基本上限制在太行山以东、山东丘陵以北的河北平原上，离开了这段河道以后，下游河道折向东或东南，摆动于豫东北至鲁西南地区。在金代，有记载的12次决口中，决后河道摆动在该地区占10次。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10月，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陈留、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15处决口。大致可以分成三股；一股在中牟境内折而南流，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水入淮；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由涡入淮。我们将其称为黄河历史上第五次大改道。
从金元至明中叶，黄河变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决口地点西移。起初决口多在今山东境内（12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移至今河南汲县、阳武（今原阳东部）、延津一带（12世纪80、9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14世纪40年代，决口已移至新乡、原武（今原阳西部）、荥泽（今郑州市西古荥镇）一带，几至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顶端。
第二，河道干流逐渐南摆。12世纪中期以后河道经豫东北、鲁西南，至今山东梁山县境流入泗水。以后逐渐南摆进入豫东开封、商丘地区，经安徽砀山、萧县至江苏徐州夺泗入滩。金元之际两次人为决河，先后由濉夺泗或由涡入淮。13世纪后期有一段河道夺颍河入淮，达到黄河下游扇形平原的西南极限。
第三，下游河道除干流外，同时分出几股岔流,迭为主次，变迁无定。自12世纪下半叶（金大定年间）开始，即出现“两河分流”的局面。以后又分成3股，大致均流经今废黄河一线以北汇入泗水，夺泗入淮。到13世纪下半叶(元初)，下游又出现了夺濉、涡、颍入淮的几股。嗣后，或东流入泗，或南流入淮，时而又东北决入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今山东东平以下黄河）入海。经常数股并行，迭为主次，变迁极为混乱。元末（1351）贾鲁治河时，曾整治一条从河南封丘东至徐州夺泗入淮的河道，史称贾鲁河。不久即告废坏。
明嘉靖中叶至清咸丰五年
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至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叶)基本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这是河势的一大变化。后来在万历初年，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河道方始基本固定，即今图上的废黄河。其后虽有决溢。但旋即恢复故道。
清前期经大筑堤防。河南境内河道出现过一段相对安流时期，而山东、江苏境内河段决口次数增多。江苏徐州至淮阴河段兼作运河，是“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潘季驯治河重点即在这一河段上，如大修两岸缕堤、格堤、月堤、遥堤，重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蓄清刷黄等工程。到清初河患的重心下移淮阴至河口段,这是因为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坡降变化,加速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积。故18世纪以后徐州以下河患最为集中。19世纪以后，河道淤废不堪，决口连年发生，更兼国内政治动荡，治河不力，发生新的改道已不可避免。
清咸丰五年～20世纪50年代以前
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决口，先向西北淹到封丘、祥符各县村庄，又往东漫流至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成3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运；一股经长垣县，流到东明县雷家庄，这里就分成了两股，都东北流到张秋镇；三股河汇合后，穿过张秋运河，经不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这是黄河第六次大改道。
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照现时中国行政区域划分，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濮阳，后经山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入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安﹑涟水﹑阜宁﹑滨海然后入黄海。但在改道后，于铜瓦厢缺口后，黄河冲破原有的河道，改东北走向，在山东境内借大清河入渤海。这次决口，使黄河下游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其后的20年内，洪水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洲冲积扇上自由漫流，水势分散，正溜无定。直至1876年全线河堤告成，现今黄河下游河道始基本形成。下游河道中自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决口经常发生，故有“豆腐腰”之称。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人为扒开花园口大堤，企图用洪水来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西进。这次决口，使黄河南泛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成灾严重，史所罕见。这也是黄河史上的第七次大改道。
正是黄河频繁泛滥成灾的特点，造就了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性格。中华文明也是从大禹治水、导河入海的艰难奋斗中开始的，以至于许多朝代都设有治河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设有“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这在世界大江大河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黄河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引导中华文明走向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黄河的文化
黄河流域文化遗址
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度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已有人类在活动了。西侯度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上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
西侯度文化中用动物骨角制造工具和用火的资料，不仅在黄河流域是最早的代表，在国内其他地区和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
——反映古猿人文化的有：
西侯度猿人文化
1961年于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的，距今150万年～180万年，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文化。
蓝田猿人文化
1963年～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与陈家窝发现，其中公王岭猿人距今100万年～115万年，陈家窝猿人距今50万年～59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猿人文化。
大荔猿人文化
1978年于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距近30万年～50万年，为晚期猿人文化。
——反映古智人文化的有：
丁村古人文化
1954年～1976年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丁村发现，距今7万年～9万年,属于旧石器中期文化，为早期智人。
河套新人文化
1922年及1956年～1960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发现，距今3万年左右，为晚期智人。
——现代人是由新人直接进化而来的，分为4个阶段：
细石器文化
距今10000年～7000年，黄土高原多处发现该时代文化遗址，如陕西大荔沙苑、山西沁水下川等地。
新石器文化
距今7000年～3700年，按最早发现地点及所代表的发展阶段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称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中期称龙山文化，距今5000年～4100年，1928年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晚期称二里头文化，距今4100年～3700年，最早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文化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部浐河东岸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仰韶文化的一种早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1953年春，西安市在建设纺织城时发现，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青铜器文化
距今3700年～2700年，可划分为三期：早期为二里岗文化，即郑州商城文化，距今3620年，为商代早期文化；中期为殷墟文化，即河南安阳小屯村文化，大致为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为商代晚期文化；晚期为岐山文化，即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都城文化遗址。
铁器文化
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春秋初期，如在河南新郑仓城发现的春秋铸铁遗址，在河南卫辉市固围村发现的战国墓葬遗址，在西安周围发现的西安隋唐都城文化遗址等。
中石器时代，是连结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或中间环节。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在陕西大荔县的沙苑地区发现15处遗留有打制的石片和石器的地点，共采集到3000余件标本。根据这些石器的特点，认为它们是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从而将其命名为我国的第一个中石器时代文化——沙苑文化。
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中心。中石器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经济生活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属于自然经济，还没有出现农业。在中石器时代，细石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发展。数十年来，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遗存，不仅有可能填补我国新旧两大石器时代之间的缺环，而且还显示出我国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工艺最发达的地区就是黄河流域。有的考古学家认为，正是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细工艺传统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其后，才在黄河流域发展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中心。
黄河流域历代王朝建都史实为：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周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秦朝定都于咸阳，西汉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定都于洛阳，魏晋均定都于洛阳，隋唐均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宋朝定都于东京（今河南开封）。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牙齿和上下颌骨，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万年。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洞穴遗址，都在五万年以上。在这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经过艰苦的劳动，既发展了人类的体质形态，又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他 们不但发明了火，能够制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学会了钻磨技术，能够从事狩猎、捕鱼了。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口急剧增加 ，生产和文化都有了飞跃发展。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许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锄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缝纫用的骨针，也有彩色陶器，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仰韶文化延续达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经过广泛挖掘，发现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到处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开始在西安市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当时，半坡人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懂得了纺线织布，创造了规模较大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了储藏粮食的窖穴。围绕居住区构筑了深、宽5~6米，长300多米的大量 围沟，改变了穴居野处原始状态。制陶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陶器和制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动物图案栩栩如生，反映了远古人民的艺术才能。在彩陶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已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了，父权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开始出现。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考查，在山东省的黄河南北，都陆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踪迹，其年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可能延续得更晚一些。从发掘情况看，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都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的还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发掘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制装饰品，饮酒器具和精致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号墓里，有一年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很可能当时已懂得用铜了。另外，从大汶口墓葬还可以看出：那时已出现了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规模有大有小，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这种情况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见的，说明社会已过渡到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儿子打破过去的"禅让"制，继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袭的奴隶制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动于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奴隶制虽然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关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从近几年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发掘看，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有了青铜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红铜时代了。冶铜业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开来，标志着古代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种族奴隶制国家，千百万奴隶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更大发展，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据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谓"商汤居毫"的亳地。在这里，除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遗迹外，还掘出了一批铜渣、坩锅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这证明商初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在河南郑州，曾发现商代早期的另一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此外还发现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墙，为研究我国原始陶器的产生和古代城池的构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中期国王盘庚迁殷以后，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是不可胜计的。这里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认为是只有青铜器而无铁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发现铁刃青铜钺，却打破了这一论断。据初步研究，这件兵器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座墓葬，青铜钺的刃部是熟铁。黄河当时是经过藁城东面从天津附近入海的。这一武器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商代奴隶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也已懂得用铁了。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成了一项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各诸侯国相继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把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城市经济繁荣起来。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都成了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临淄甚至达到了二十多万人的巨大规模。思想文化生活这时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根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人们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制成了用来测量天象和测验地震方向的"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隋代创造出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文明有巨大影响的指南针和火药也早在11世纪以前就广为传播。1957年陕西省出土的"灞桥纸"，经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遗物，比史书记载的东汉蔡伦造纸还早二百多年。
同时，城市建筑的规模更为壮观：几代帝都的长安，西汉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通巴蜀西达西域的枢纽，城市范围比西方同时期著名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唐时长安城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万，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规模之宏伟，尤为中外所称道。北宋时的东京（今开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穿城而过，是中古时期十分繁华的都会。今天，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建筑雄伟、景色绮丽、舟船云集、车马竞驰的风貌。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宁夏的秦渠、汉渠、唐徕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开封的宋代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山西的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和甘肃麦积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马大小相似，拖有战车的陶马二十四匹。俑坑总面积约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种陶俑约六千件，还有大批实用兵器，坑内马俑排列整齐，气势宏伟；武士俑身穿铠甲，意气昂扬。这种雄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兵强马壮、横扫六国的壮丽图景，是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兵马俑的雕塑制作，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让我们在灿若群星的中华文明初始群体中寻找一颗明亮的星；
让我们凝视黄河、由西向东；
让我们沿着时空的顺序由辽远而切近地细数黄河文明的浪花；
黄河太古老、太神奇了。当我们这块圣土上，还没有人，甚至还没有猿型的先祖，这条河就已经存在，就已经在奔腾咆哮了。中国的神话说它与长江、珠江一样是伟大的盘古的血脉幻化而成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之源为卡日曲，出自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东流经四川入甘肃，过宁夏入内蒙古，穿行陕西、山西、河南，由山东北部而入渤海，全长5494公里，为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
黄河分为三段，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至河南孟律为中游；孟律以下为下游。
黄河之源，有三条小河北支叫扎西、西支名曰古宗列曲，西南支便是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三曲汇为一道东流入星宿海。这条由冰封雪覆的高山中涌出的河水，清澈见底，潺潺有声，活泼得如同嬉戏的儿童，整天整夜唱着快乐的歌；黄河的上游穿行在高山峡谷之间，跌荡起伏，湍急回旋，水流依旧清冽；及至中游，河口至孟律，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大增，水色乃呈深黄，登高一望无垠的高原千万条沟壑如同黄土的巨龙，一齐拥入大河的怀抱，或者宛如千万条被硕大无明的推土机阵列拱动的土方，同时要推入大河筑起无数的堤坝。仿佛不是河水冲刷了黄土，而是黄土在亿万年里要天天掩埋河水。固执而又无羁的大河冲破一道道泥的堤、土的坝，一路扬波夹带着它俘虏的泥沙，自山西壶口飞流而下，震荡着天鼓，卷扬起罡风，隆隆复隆隆，昼夜不舍。直过孟律，地势平坦，华北平原展开胸怀抚揽着狂怒的河水。河水渐渐缓速，仿佛在作搏斗后的歇息。泥沙从怀中释落沉入河底，年年堆积，月月沉淤。于是两岸筑大堤，积年而增高，河底高于地面，黄河之水遂成地上之河，直如由天而来，奔向大海。
黄河自古多洪泛。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早已是千沟万壑，无法计量的黄土涌入大河。而黄河输入量的多寡又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密切的关联。黄河几乎周期性地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黄色的原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旱作农业文化，辉煌灿烂。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这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与黄土，这水与土的关系是自然界的地球化学过程，难言功过。这方水土培育了璀璨的文明，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程。黄河的流变给了我们民族深邃而又辽远的启示和力量，成为我们精神的象征。黄河本身的秘密，比如洪泛的周期性，输沙量的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黄河历史上几次陡然的清澈之谜，以及治理黄河自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沉思。而黄河那奔流不息的江流给予我们民族胝励却是我们该永久张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之旗。
黄河，是我们的财富。
黄河，是我们的象征。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沿着黄河走
在文明初始期的华夏大地上，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时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正好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两河，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楔形文字的出现让巴比伦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于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
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们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两河流城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城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和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我们的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活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造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围地带的文化精华， 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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