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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的大运河文化地位
大运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国社会古代内容的最主要的发展史，其文化地位显然比长城重要：
a.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
b.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杭京南北人工大运河；
c.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
d.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
e.比“巴、苏”运河开凿早二千多年；
f.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东西向浙东运河及局部小运河未计）；
g.巴拿马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长度的21倍；
h.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长度的10倍。
大运河文化，是“运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综合性质的，中国古代农业创造出来的城市群文化。大运河的开凿出了一个新的大环境，把若干小的割据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为一个体系，转化成人文环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环境、新生态环境、新生产环境、新文化、新物流环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发达的“运河社会区域经济”。如：古代“南粮北运”、“盐运”通道、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当代防洪灌溉干流。 具体原因如下：（1）隋唐后，运河导致南北方农业技术交流、作物品种改良，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流通”覆盖了运河流域和流域之外的最广大的中国村庄。（2）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苏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直接刺激“运河商业城市群”兴起：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工商、客商、货商、易商，集散着商品---在这个线形的城市带上。隋唐：长安、洛阳；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乃国之枢纽也。运河经济是“形”，运河文化是“神”，形神并备，相互交融，推进运河的魂。
大运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潘承祥语）”。大运河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包括建筑、文学等；大众文化，指沿途习俗、仪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层文化，指价值观取向，即黄河文化延伸出来的那种民族精神，早已渗透在大运河文化深处。那么，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运河精神回归成一种活化石。因为她与中华民族精神同根同脉。运河高级文化，是没落的封建时代的产物，而运河大众文化却植根于运河深层文化里。运河深层文化概念，则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依旧存活运河民间、运河文化遗址、理想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人文环境之中：
（1）大运河为历代皇朝最重要的区域---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驾驭南北，政局总揽全国，维系中央集权。隋唐政权北移，到元明清，大分裂始终未出现，证明了大运河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存在的。大运河文化，作为历代各个地域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
（2）大运河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相互推动作用。大运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凝聚性、向心性。大运河在沟通物质交换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黄河文明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别。由此，把东南文化、岭南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黄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等几乎全部，错综融会在中国传统思想悠久的时空里。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其周遍文化，始终以：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为文化中。换言之，大运河文化脱离不开其母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文化。
（3）大运河文化，是“中国漕运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张友茂语）”。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漕运机构，使大运河文化成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和经济是有深刻反映的。运河生产力促进了运河文化的繁荣，但运河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并与那个时代的民族矛盾与其相适应。比如：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其不善农耕，便漕运江南之米以运河。再如，北宋灭亡，金进攻南宋，就以运河漕渡粮草南来。无论怎样？大运河文化，总随着封建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大运河文化始终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因为运河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其上层建筑发展的连续性。
（4）大运河文化，各个时代与中华各民族是共有的概念、价值观体系。大运河文化与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就不会有大运河文化。在大运河文化所包容的同一社会内部，文化呈现多元，具有不一致性，“也存在着‘亚文化差异’,才是大运河文化发生的原动力之一（金学孟语）”。例如：京杭大运河两岸上的宗教文化景观，是元朝修建的，因为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运河文化，就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运河文化的象征基础---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汉族语言文字，包含图像图腾、生活习惯、礼仪风尚等象征符号体系。所以，大运河文化的实质意义，是国学和汉学等社会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大运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向外传播的窗口，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例如：
a.大运河开通，东南沿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
b.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对外交往和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区；
c.中国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遣使团、商队来中国；
d.在各沿海港口泊岸，沿运河达京师各地，频繁经济文化交流；
e.直接迁居运河区，成为内迁各民族、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各方人士集中地；
f.国外文化传播到中国，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
g.新中国成立，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
h.改革开放，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运输繁忙，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
大运河文化，属于独一无二的“活”的文化遗产，跳出“点”的概念，以层络划分之---包括大运河物质文化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文学、地理学、水利学、艺术学、历史学、制度学、政治学，民俗学、民族学、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等）。物质文化是指在开凿大运河过程之中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大运河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信息，对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等等领域，是一部《大运河百科全书》；对研究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态度、审美价值等传统文化概念，是一部“运河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总之，大运河文化，是大运河遗址文化蓄藏着的活化石文化。大运河文化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
a.物态文化层:物质生产活动在大运河存留的财富总和，可触知的大运河文化物质实体；
b.制度文化层:因为运河经济实践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有可持续性，例如-当代运河还在通航；
c.行为文化层:大运河是在人际交往，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区域模型；
d.心态文化层:大运河文化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是大运河文化灵魂。
关于京杭大运河和黄河的问题
京杭大运河在元代的漕运，由于黄河经常泛滥，高处水源缺乏和工程不够完善等原因，以致终元之时，海运仍占主要。明、清两朝重点治理京杭大运河的策略主要有：一是找准分水地点。 元代在济宁会源闸分水，由于元初至明初，黄河经常北决，泥沙向东北淤积。会源闸分水不当，在汶上老人白英建议下，实施南旺分水，遏汶水至此，六分北注，四分向南，成功地解决缺水，使漕运得以畅通。二是解决黄河和运河分离问题。因为淮阴至徐州间借黄行运风险 大，明清两代，对鲁桥至淮阴的运河，曾多次开凿新河，直至1703年，差不多用一百二三十年时间，为避开300余公里黄河之险，终于开凿了大约同样长度的运河，使黄运分离。三是对江淮间的运河，以开挖月河的方法，使湖漕分离，以避诸湖风浪。四是解决运河与黄河的交叉问题。因为黄高运低，为缩小黄运之间的水头差，而采取弯道，故有“三湾顶一坝 ”之说，今淮阴西南的一段运河，与黄河之间就变成“之”字形弯道。同时在淮安与马头镇之间不断开凿引河，以人力、畜力牵挽，漕船才能出闸过黄。 不幸的是1855年黄河改道，由江苏云梯关入海变为山东利津入海，又一次改变了京杭运河的命运。为了打通山东段运河，就在黄河穿运处筑坝设闸，“借黄济运”。不久黄河又在郑州决口，泛滥于淮北大平原，山东黄河断流，无水可借，大运河漕运再次受到打击。虽然京杭运河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不能全线通航了，但其作为贯穿我国五大水系的惟一南北水运大动脉，对东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引自百度知者不言）
隋朝大运河的走向与黄河,长江的走向有什么不同?
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东西向的五大河流：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与这些河流发生了五次“十字”大交叉。
大运河是大致是南北流向，洛阳-杭州；黄河、长江是东西走向
大运河与长江、黄河都是平交。
大运河在江南的入江口在江苏省镇江附近的谏壁；在江北的入江口在瓜州。
大运河在山东的东平湖至阿城间从黄河南、北两侧进入黄河。由于黄河河床地势高，运河必须通过一级级船闸提升才能进入黄河。
这是大运河在技术上的伟大之处。
在自然界，见不到“十字”交叉的河流，因为河往低处流。一条河不能穿过另一条河流淌，而大运河却做到了，为什么呢？靠的是船闸，船闸调节了高高低低的水系。但一处处船闸，也是一道道由人设置的关卡，因此在运河上航行，碰到的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一处处人造的关口。这是运河与天然河流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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