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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有关传统文化
纵观河湟文化在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我将黄河流域分为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比较：即青甘地区的河湟文化；今宁夏、内蒙古地区的河套文化；今陕西、河南等地区的中原文化；今山东地区的齐鲁文化。河湟文化是上述黄河流域四大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三大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河湟地区上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柳湾出土文物为例，当地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从新时期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文物37925件，其中仅彩陶器近2万件，这是其他地区所无可伦比的。彩陶纹饰图案中的拟蛙纹亦作神人纹，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人祖崇拜。蛙同娃，女娲抟土造人的古代神话传说的最早形象化图案。笔者认为河湟文化与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共同铸就了黄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早期文化内涵，至少在北宋以前这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如果说河套文化以草原文化走廊即游牧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中原文化以农耕文化走廊即丝绸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齐鲁文化以海陆文化即蓬莱神话的文化内容为主，那么，河湟文化则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两大走廊的文化内容兼而有之
黄河中上游彩陶工艺的类型及艺术特点怎样
黄河上游：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甘肃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迄今为至出现了距今约8000年以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它经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文化，一直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大量新出土材料的积累，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研究，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逐渐形成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分析、探讨彩陶花纹的演变、装饰手法的运用、装饰部位的选择等，研究工作在不断地深入。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临夏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区域，东乡县的林家遗址、康乐县的边家林遗址、广河县的地巴坪遗址是其中最重要的遗存。
林家遗址位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大夏河东岸的黄土塬上，文化内涵以马家窑类型为主，包含有马家窑类型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马家窑类型的代表性遗址。
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共同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3 000平方米。发现马家窑时期房屋遗迹27处，制陶窑址3处，灰坑985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四集）。从地层上初步搞清了马家窑类型遗存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堆积关系。发掘和采集各类遗物3 000余件，其中各类工具和生活用具2000余件，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也有少量的陶、蚌、角器。
最重要的是在遗址的房址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刀，在H54灰坑中出土了铜渣。铜刀由两块范浇铸而成，表面平整，薄厚均匀，短柄长刃，刀尖圆钝，微上翘，弧背，柄端有明显的安装木把的痕迹。1981年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检验，为含锡青铜。在一个窖穴内还发现有炭化的粟粒和成穗的粟子，说明粟是当时居民的主要粮食之一。
出土的陶器分泥质和夹砂两类，主要采用泥条盘筑和捏塑法制作。根据地层堆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的陶器数量较少，主要有瓶、罐、盆、钵等，瓶多为喇叭口，罐为敞口，盆的口沿外卷，钵为圆唇。彩绘为黑色，漆黑发亮，纹饰以旋纹和弧线纹为主，线条粗健古朴；中期的瓶口沿向外翻转，颈部变长，罐的颈部变短，纹饰以弧形并列条纹为主，线条均匀细密，活泼流畅；晚期陶器数量最多，陶质较粗，主要器形有盆、钵、碗、壶、瓶、罐等，色彩也发生变化，出现了白彩，纹饰简化、潦草，以旋纹、平行条纹为主，色彩清淡，白彩多为辅助装饰，黑白分明，对比强烈，是晚期的突出特点。
林家遗址的发掘，弄清了马家窑类型早、中、晚期的地层堆积关系，为文化遗物的33期提供了明确的地层证据。特别是陶器，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发展和演变情况比较清楚，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边家林遗址位于甘肃省康乐县虎关乡关风村，是马家窑类型晚期墓地，分布在三岔河北岸二级台地上，面积约1万平方米。1981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康乐县文化馆联合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425平方米，清理墓葬17座，灰坑1个，出土陶器100多件，石、骨器等近800件。陶器以彩陶为主，器形有壶、罐、盆、瓶、碗、钵等。壶颈较细直，出现红彩。边家林晚期的器形和纹饰与半山早期的花寨子下层遗存类似，已清楚地显示出向半山类型过渡的趋势，填补了从马家窑类型发展到半山类型的缺环。
地巴坪遗址位于甘肃省广河县城东南6公里处地巴坪村西北的广通河南岸台地。这里不但有半山类型遗存，还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的遗存。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广河县文化馆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清理半山时期墓葬66座，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遗物756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石器和骨珠等。出土陶器392件，其中彩陶的比例达90％，每座墓一般出土7—8件彩陶，最多的有17件，最少的1件。地巴坪遗址是半山时期彩陶出土比例最高的一处遗存，陶器中以大型的小口直颈彩陶壶和侈口短颈彩陶瓮（罐）较为普遍。陶器组合基本是壶、瓮、罐或瓶，少数墓兼有盆或碗。陶质细腻，呈橙黄色或砖红色，器表打磨光滑。彩陶以黑色为主、红色为辅绘制花纹，纹饰精美、繁缛，以旋纹和菱格纹为主。经过对出土的彩陶整理，与马家窑类型和马厂类型彩陶纹饰作对比研究，地巴坪遗址应属半山类型早期遗址(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地巴坪遗址是半山类型保存较好、出土物较多的一处墓地，为研究半山时期的葬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黄河中上游：最早发现于西安半坡，距今有七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彩陶文化历史较早、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个类型。半坡彩陶的遗址，在河流的岸边，因而半坡的彩陶有汲水尖底瓶、葫芦、长颈瓶，另外还有盆类、罐类，与今天的盆罐大体相似。
半坡彩陶早期纹饰，多为散点式构图。也就是说，在一件器型上，装饰往往只占据器面的一小部分，纹样一般是自然形态的再现。半坡纹饰的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的天真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仔细体味，有人与自然溶为一体的感觉，可以说是半坡人原始生活的记录。
纹饰形象主要描绘了当时人们接触的动物，有奔跑的鹿、鱼纹、人面纹、蛙纹、鸟纹、猪纹以及由以上纹样两种或三种组合的纹样。也有一些单纯的任何纹样如折线纹、三角纹、网纹等。
黄河中上游彩陶工艺的类型及艺术特点怎样？
黄河上游：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甘肃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迄今为至出现了距今约8000年以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它经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文化，一直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大量新出土材料的积累，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研究，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逐渐形成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分析、探讨彩陶花纹的演变、装饰手法的运用、装饰部位的选择等，研究工作在不断地深入。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临夏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区域，东乡县的林家遗址、康乐县的边家林遗址、广河县的地巴坪遗址是其中最重要的遗存。 林家遗址位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大夏河东岸的黄土塬上，文化内涵以马家窑类型为主，包含有马家窑类型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马家窑类型的代表性遗址。 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共同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3 000平方米。发现马家窑时期房屋遗迹27处，制陶窑址3处，灰坑985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四集）。从地层上初步搞清了马家窑类型遗存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堆积关系。发掘和采集各类遗物3 000余件，其中各类工具和生活用具2000余件，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也有少量的陶、蚌、角器。 最重要的是在遗址的房址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刀，在H54灰坑中出土了铜渣。铜刀由两块范浇铸而成，表面平整，薄厚均匀，短柄长刃，刀尖圆钝，微上翘，弧背，柄端有明显的安装木把的痕迹。1981年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检验，为含锡青铜。在一个窖穴内还发现有炭化的粟粒和成穗的粟子，说明粟是当时居民的主要粮食之一。 出土的陶器分泥质和夹砂两类，主要采用泥条盘筑和捏塑法制作。根据地层堆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的陶器数量较少，主要有瓶、罐、盆、钵等，瓶多为喇叭口，罐为敞口，盆的口沿外卷，钵为圆唇。彩绘为黑色，漆黑发亮，纹饰以旋纹和弧线纹为主，线条粗健古朴；中期的瓶口沿向外翻转，颈部变长，罐的颈部变短，纹饰以弧形并列条纹为主，线条均匀细密，活泼流畅；晚期陶器数量最多，陶质较粗，主要器形有盆、钵、碗、壶、瓶、罐等，色彩也发生变化，出现了白彩，纹饰简化、潦草，以旋纹、平行条纹为主，色彩清淡，白彩多为辅助装饰，黑白分明，对比强烈，是晚期的突出特点。 林家遗址的发掘，弄清了马家窑类型早、中、晚期的地层堆积关系，为文化遗物的33期提供了明确的地层证据。特别是陶器，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发展和演变情况比较清楚，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边家林遗址位于甘肃省康乐县虎关乡关风村，是马家窑类型晚期墓地，分布在三岔河北岸二级台地上，面积约1万平方米。1981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康乐县文化馆联合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425平方米，清理墓葬17座，灰坑1个，出土陶器100多件，石、骨器等近800件。陶器以彩陶为主，器形有壶、罐、盆、瓶、碗、钵等。壶颈较细直，出现红彩。边家林晚期的器形和纹饰与半山早期的花寨子下层遗存类似，已清楚地显示出向半山类型过渡的趋势，填补了从马家窑类型发展到半山类型的缺环。 地巴坪遗址位于甘肃省广河县城东南6公里处地巴坪村西北的广通河南岸台地。这里不但有半山类型遗存，还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的遗存。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广河县文化馆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清理半山时期墓葬66座，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遗物756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石器和骨珠等。出土陶器392件，其中彩陶的比例达90％，每座墓一般出土7—8件彩陶，最多的有17件，最少的1件。地巴坪遗址是半山时期彩陶出土比例最高的一处遗存，陶器中以大型的小口直颈彩陶壶和侈口短颈彩陶瓮（罐）较为普遍。陶器组合基本是壶、瓮、罐或瓶，少数墓兼有盆或碗。陶质细腻，呈橙黄色或砖红色，器表打磨光滑。彩陶以黑色为主、红色为辅绘制花纹，纹饰精美、繁缛，以旋纹和菱格纹为主。经过对出土的彩陶整理，与马家窑类型和马厂类型彩陶纹饰作对比研究，地巴坪遗址应属半山类型早期遗址(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地巴坪遗址是半山类型保存较好、出土物较多的一处墓地，为研究半山时期的葬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黄河中上游：最早发现于西安半坡，距今有七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彩陶文化历史较早、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个类型。半坡彩陶的遗址，在河流的岸边，因而半坡的彩陶有汲水尖底瓶、葫芦、长颈瓶，另外还有盆类、罐类，与今天的盆罐大体相似。 半坡彩陶早期纹饰，多为散点式构图。也就是说，在一件器型上，装饰往往只占据器面的一小部分，纹样一般是自然形态的再现。半坡纹饰的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的天真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仔细体味，有人与自然溶为一体的感觉，可以说是半坡人原始生活的记录。 纹饰形象主要描绘了当时人们接触的动物，有奔跑的鹿、鱼纹、人面纹、蛙纹、鸟纹、猪纹以及由以上纹样两种或三种组合的纹样。也有一些单纯的任何纹样如折线纹、三角纹、网纹等。
女娲族的图腾一定是蛇吗？
还有蛙啊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考古界在陕西临潼骊山北麓发掘了仰韶文化早期原始村落基址——姜寨遗址，这前后十多次发掘，取得了非常丰富、宝贵的收获。是我国新器时代考古工作中至为重要的发现，其价值之重大，为国内以至世界同期遗址所少见。至今，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还陈列着这个遗址的村落模型，西安半坡博物馆最近亦展出这里出土的诸如“十六岁娃墓葬”等珍贵文物。它的非常内涵对研究前仰韶文化与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以及先祖的生产、生活、文化、意识形态等，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尤其是蛙图腾的重见天日，为解开女娲风俗渊源之谜，解决女娲氏“继兴于骊”遗址是否存在这一疑问，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和契机。所谓骊山女娲氏的蛙图腾是一幅画在彩陶盆壁上的蛙纹（实为蟾蜍）写实图画。专家们认为，她与鸟纹、鲁纹、鹿纹一起，同属仰韶四大图腾形象。蛙纹图腾形象及变形图案在整个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中几乎到处可见，东起河南渑池的仰韶，陕县的庙底沟，西至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都有发现
河湟古文化是什么
河湟文化三题
河湟，当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多民族繁衍生息，至少从秦汉以来，众多民族的先民耕牧于其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河湟文化。河湟文化是青海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与青海接壤地带，历代先民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化的结晶，有其独特的内涵及其特征。研究其内涵及其特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承继，相统一，显得十分重要。
一
河湟文化是黄河源头人类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自古以来，我国从华夏到汉唐，乃至元明清时代，都将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古人将黄河源头看作是圣洁而又遥远的，李白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人们探察河源乃至不断迁徙往返最频繁的地区，都莫过于今天青海东部和甘肃接壤的地区即上述“三河间”。
纵观河湟文化在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我将黄河流域分为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比较：即青甘地区的河湟文化；今宁夏、内蒙古地区的河套文化；今陕西、河南等地区的中原文化；今山东地区的齐鲁文化。河湟文化是上述黄河流域四大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三大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河湟地区上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柳湾出土文物为例，当地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从新时期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文物37925件，其中仅彩陶器近2万件，这是其他地区所无可伦比的。彩陶纹饰图案中的拟蛙纹亦作神人纹，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人祖崇拜。蛙同娃，女娲抟土造人的古代神话传说的最早形象化图案。笔者认为河湟文化与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共同铸就了黄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早期文化内涵，至少在北宋以前这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如果说河套文化以草原文化走廊即游牧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中原文化以农耕文化走廊即丝绸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齐鲁文化以海陆文化即蓬莱神话的文化内容为主，那么，河湟文化则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两大走廊的文化内容兼而有之。
二
河湟文化是草原文化走廊与农耕文化走廊文化荟萃之地的瑰宝。
说河湟地区是农耕文化走廊的地区之一，人们容易理解。但何以又是草原文化走廊之一呢？笔者以为我国北方各民族先民依托所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亦耕则耕，亦牧则牧，很多地区耕牧相间，农牧业生产相得益彰。以鲜卑人为例，其部族在今东北辽宁地区就曾从事农牧业，后来人畜繁衍，鲜卑诸部从东北逐渐进入漠北高原，在阴山陇山脚下放牧，一部分游牧到祁连山北麓，有的翻越祁连山进入青藏高原，乃至川西北；青海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以畜牧业为主，兼及农业；而南凉国属民则以农业为主，兼及牧业；青海东部地区的几个世居民族，从原先的畜牧业转入农业者，不乏其例，如土族、东部藏族都是这样。所以河湟民间传播很广的山歌“少年”，就具备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文化的双重性。
在河湟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形成了河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有许多文化现象并非某一个民族所独有，如自古以来的羊图腾崇拜，至今农牧业区多民族所共有，藏族仍有“长寿羊”CAI LOU ，汉族称“神羊”，即一群羊中留一只羯羊，终其生而不宰杀。这种习俗与古“羌人事奉羱羝”即盘羊 的习俗一脉相承。笔者曾闻“西宁的赋子，兰州的鼓子”民谚。“西宁的赋子”是平弦坐唱艺术的主调，幽雅宛转而又悠远，给人以余音绕梁之感，平弦坐唱艺术还有“十八杂腔”之说，唱调多以历史典故为主，是曲型的农耕文化的产物。笔者曾在兰州有幸听到鼓子词的演唱，那音调苍凉而悲壮，深沉而高亢，显然有着北方大漠草原文化的风韵。西宁和兰州，可谓我国西部相距最近的两座省城，从兰州北去，便是草原文化走廊之地；从西宁东去，便是农耕文化走廊之地。赋子词与鼓子词，就在时代的演进中保留了下来，岂不是河湟文化的代表作吗。
对草原文化走廊及其文化研究的疏忽，是我们文化学界的失误。弥补之法，除了细加研究史籍之外，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更应行万里路实地考察才是。特别是对重要的草原文化遗产应加以发掘、整理，借助今日的科技手段加以保护并发扬光大，如兰州的鼓子词，多年前笔者在兰州时所见艺人多年老体衰，若不抢救则有后继无人之虞。青海的皮影戏音乐也少有人承继，要尽快录音。河湟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舞蹈以及绘画等也应采取抢救性措施。笔者曾著文指出，对中国西部历史上的两大文化走廊，要设法重振。文化自强，是中华民族奔小康的重要内容，千万不可忽视。
三
河湟文化又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
河湟地区曾有过对文化作出创建的历史的民族，诸如戎人、羌人、氐人，鲜卑、小月氏、鞑靼、吐谷浑、吐蕃等，这些古代民族不仅从事高寒畜牧业，也从事农业、手工业，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譬如一条唐蕃古道曾留下多少文化遗存，仅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条山沟围绕文成公主庙留下了历代先民数不清的石刻艺术遗产。河湟谷地至今保存完好的1840年以前的寺庙塔窟，都是先民们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如瞿昙寺、隆务寺、塔尔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等等。广而言之，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郭煌艺术，都是中国西部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
元明清时期祖国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一时期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空前发展，河湟地区随着手工业作坊的大量出现，民间坐唱艺术也得到空前发展。笔者聆听过许多民间艺人的演唱，有些曲目并非民间艺人所创作包括音艺人 ，二十多年前笔者曾在湟中小南川洛玛村听过张姓老人已去世 演唱的民间曲艺节目《宫门挂带》、《孙膑上寿》等，从其遣词造句，喻古颂今的手法看，当是历史上河湟地区的落魄文人所为，只是借助民间艺人的口流传了下来。多年前一位刘姓盲艺人在西宁小游园演唱的《方四娘》，与我国内地流传的《四姐宝卷》也存在着渊源关系。由此可知，河湟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既然如此，我们对待河湟文化的态度只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在这方面虽然我们过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限于诸多制约因素，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青海曾有过许多诸如三个集成、618米彩绘大观、改编上演传统曲目等成功之举，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河湟文化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这是摆在河湟文化人面前的一大历史使命。
在这里想将我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即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作一比较来说明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笔者也曾将长江流域分为四大传统文化，即：江源文化青海南部地区，玉树康巴文化为主 、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其中，江苏无锡地区的一些有识之士创办吴文化公园，实现学术走向民间的方针，借助社会力量办文化，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他们提出“以经济治穷，文化治愚”的口号，认为“今日的文化，明日的经济”这样的理念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青海省举办郁金香节、中国消夏之都文化旅游、昆仑文化艺术节，以及中国西部文艺博览会等，我想也出于这样的理念。只是我们对河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方面的深入研究太少了，鉴于此，应《河湟》杂志社之约，以上面的拙见，作为抛砖引玉之用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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