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说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从黄河起源的有何历史依据
- 2、介绍文化遗产魅力的论文该怎么写？
- 3、黄河流域或许不是中华文明起源地，那会在哪个地方？
- 4、为什么孕育了古代中华文明的是黄河而不是长江？该如何理解？
说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从黄河起源的有何历史依据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有5000的发展史。但近年来，或者出于炒作、或者出于无知，或者是别有用心，某些人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10000年前，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华文明只有3000年历史，最让人跌眼镜的是，某些人甚至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方。
作为一名先秦史的爱好者，我觉得有必要澄清加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为此，本人主要以考古发现为依据，适当参考了历史文献和神话传说，构筑了一篇中华文明起源的简明历史。不能说里面的东西没有一点错误和疏漏，但基本的框架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的。
在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国人的起源和文明的标准问题。
关于中国人的起源，现在可以基本肯定的是：以前我们熟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元谋人都是已经灭绝了的人类，与我们现代人毫无关系。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都来源于1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晚期智人。根据遗传学的研究，这些晚期智人大约在5万年前来到中国南方，大约在3万年又有一些原始人移居北方。
根据晚期智人的年代，我们可大约得知这些原始人的迁移路线：云南丽江人（距今约5万年）--广西柳江人（距今约4万多年）--四川资阳人（距今约3.9万年）--甘肃武山人（距今约3.8万年）--内蒙河套人（距今约3.5万年）--北京山顶洞人（距今约2万年）,这与遗传学和语言学的结论类似。当然上述路线中还包括许多支线。为了避免罗嗦，不再详述。
大约1万年前，这些晚期智人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并形成了北栗南稻的农耕模式。大约8000年前，一系列重要的远古文化出现，成为了中华文明赖以形成的源头。这里比较重要的是分别分布在我国东西南北的贾湖文化、大地湾文化、城背溪-彭头山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其中河南的贾湖文化和甘肃的大地湾文化的影响范围最为广阔。至于河姆渡文化、北辛文化等对我国史前文化的进程影响微不足道，特此说明。
大地湾文化不久发展为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的挤压下，早熟的贾湖文化向东、北、南三个方向迁徙，不久这三个方向上分别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和大溪文化，他们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但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我国远古文化的主干和核心是仰韶文化。
大约5000年前左右，这些文化先后来到文明的门槛上，其中重要的成就有大地湾的宫殿式建筑、牛河梁女神庙及其祭坛、凌家滩和良渚遗址中精美的玉器等。不久以仰韶文化为核心，中原大地发展出了龙山文化，我国先民逐渐步入文明时代。
文化和文明不同，文化指的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文明的产生一般要求具备三个条件：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以及金属工具的使用，而最明显的标志是国家政权的建立。
我国最早的文字是距今8000年-9000年贾湖出土的龟甲上的契刻符号，这些符号随着贾湖文化的迁徙几经周折，再加上其他再加上其他文字（如双墩陶文）的影响，最后演变成了我国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
我国最早的城市位于湖南城头山遗址，距今6000年多年前，城内分区布局很明显，受其影响，不久中原地区也开始零星地出现城市，到了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已是城池林立，只是和其他文明古国比较，城市规模偏小，本人的理解是我国当时的城市主要是为保卫特权阶层而设，并非全体居民所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某些当时的城池内部有规模宏大的宫殿，但城外却有许多原始的半地穴式房屋建筑。
我国古代的政权组织形式源自我国中西部的彩陶文化圈，其特点是强权政治、政教合一，世俗化色彩比较浓厚，为日后中国几千年王者独尊的专制独裁统治尊定了基础。至于我国东部的鼎兴文化圈和筒形文化圈，它们给中华文明贡献的是成套的礼器和系统的祭祀仪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精美的玉器，以及一些高高的祭坛。
我国金属工具出现的时间较晚，早期铜器多见于我国西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中，多为小件青铜器，距今约4500年-5000年，而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曾见炼铜用的坩埚，龙山时代已是铜石并用阶段，多见铜渣，完整的金属器具很少。
上述文明要素经过发展融合，到4500年前左右，中华文明开始出现，经过阪泉之战和豚鹿之战，文字算术历法等相继被发明出来，国家雏形已隐约可现，而陶寺遗址的出土则为这些传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时间和地点与传说中“尧都平阳”接近，距今大约在4600年前-4100年前之间，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显然，陶寺已具备了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
除此之外，长江流域的石家河遗址和陶寺遗址类似，年代也相当，基本上进入了文明时代。
距今4000年前左右，龙山时代那些繁盛的考古文化不约而同地消亡了或进入了低谷。 除了北方燕山和辽西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甘肃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和蜀中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文化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外，整个呈现二里头遗址一枝独秀的局面。该文化的影响范围甚至直达江南一带。一个大一统的古代国家出现了，许多人把这个国家与夏朝联系了起来。其中心遗址是河南二里头，
据最近的调查与钻探结果，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更大。经40多年坚持不懈的田野考古发掘，这里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大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其中包含出土成组青铜礼器、玉器和漆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各类重要遗迹，出土大量各种质料的器物，某些器物上还带有零星的文字。
到了距今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华文明已经很成熟了，这时殷商文化取代了二里头文化，中原一带发现了多座商王都城，城市规模已远远超过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已处于当时世界前列，此外成熟的甲骨文字和灿烂的方国文明（如三星堆文化）也象征着这个文明达到的高度。
总之，比起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甚至是古希腊，中华文明的出现确实要迟一些，但从考古发现上来说，中华文明至少出现在4500年前，从这个意义上说，说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并不完全是虚言。
中国是世界农业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粟类旱地作物起源于黄河流域，人工栽培的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稻作农业和旱地农业同时出现、南北并立的局面，是中国早期农业的一大特点。除了粟、黍、水稻之外，起源于中国的粮食作物还有稷和大豆等。历史悠久的农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明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是早期农耕聚落的一个典型，姜寨遗址所呈现的共同耕作、平均分配的生活情景，表明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先民创世的集体记忆的形式——炎黄传说
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关炎帝、黄帝的传说，在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文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人普遍以炎黄子孙自称。
近50余年来，一系列考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使中华文明起源的许多具体情境日益变得清晰。我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普遍存在着大量的精致玉器，墓地和随葬品差别明显，显示出早期社会原始平等的关系已经被破坏，贵贱有别、高下有序的社会等级已经存在。古城、祭坛遗址以及成套的玉质礼器的出土，表明部族间的冲突已经激化，凌驾于一般聚落或部落之上的政治实体也已经产生。
这些考古资料表明最迟在距今5000-4000年前，中华文明的起源已如漫天星斗，八方雄起。其中，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部族迁徙、分合、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华文明融合、诞生的核心地区
介绍文化遗产魅力的论文该怎么写？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
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为研究对象，对其特色旅游资源的构成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利于今后本地旅游资
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保护。
关键词 武当山 世界文化遗产 特色旅游资源道教
1 引言
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
2 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
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2.2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
规模宏伟，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
重要场所。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
选址独特，布局巧妙。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
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
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八大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
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
2.3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
2.4仙乐神韵——武当道教音乐
武当道教音乐又称武当道乐，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乐是道士们念经和进行法事活动时表演的，由于历史及所处地域等原因，武当道乐内涵极为丰富：虽属地方道乐，但却有着宫廷音乐的庄严典雅；一方面难袭了远古巫观乐舞传统及先秦的民俗祭神音乐，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大量地方民间音乐元素；除本地外，周边地域的音乐也对其产生着影响，如“秦音楚声”、“秦腔豫调”、“楚韵汉凋”；
既有长期历史传承又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的道乐，最终形成南北交融，以道为主，同时兼有佛乐和儒乐旋律的道教音乐，被称为武当仙乐神韵，武当韵，悦耳动听，它是武当山宗教文化遗产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
3优美的自然风光——武当山不容忽视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虽以“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但与其人文资源相比，武当山的自然景观也毫不逊色。自古以来武当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就一直吸引着无数的道教修练者、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隐士们。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盛赞武当山“山峦清秀、风景幽奇”，认为“玄岳出五岳上”，这里还有着“顶镇乾坤举世无双胜境，峰凌霄汉天下第一仙山”的美喻。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为“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海拨高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如擎天一柱，拔地冲霄，周围有七十二峰拱立，二十四涧环流，形成天柱峰如一座巨大的神龟，座落在群山之颠，其余诸峰均俯身颔首朝向主峰的“万山来朝”奇观。联合国赴武当山专家考察组官员们也盛赞武当山美丽的自然风貌，武当山自然景观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石、9台”等之称，均各具特色，风光优美。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武当山珍贵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史前文物。从目前巳出土恐龙蛋化石、海洋上脊椎动物化石、古猿颅骨化石、猿人牙齿化石看，这里曾是人类祖先的栖息地之一，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武当山地区曾是楚国早年国都所在地，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均有建制及发展，悠久的历史为本地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道教文物最为丰富，有我国道教文物宝库之誉。
5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中药材，是我国现存野生药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初步确定武当山现有野生药材617种。早在魏晋南北朝即有隐士在此采药修炼，唐宋以后更是络绎不绝。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长期在武当采药，据统计《本草纲目》中有400余种药材取自武当山。俗话说“十道九医”，道教素有重视医药学研究的传统，结合其博大精深的道教养生文化，与现代旅游开发的健康理念正相一致，药用植物资源无疑是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
6多彩的民俗文化——武当山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本地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其中以道教气息浓郁的民俗文化为特征：如武当信仰民俗、大法会、罗天大醮、进香、斋膳禁忌等习俗；如三月三、九月九等与道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游艺节日民俗。这里还留存着许多历代高道、帝王将相、社会名人等与武当山的传说故事，如著名的“铁杵磨针”、“太子读书”等，以及大量描绘武当山的诗词、歌、赋、游记、小说等文学资源。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如历代朝廷的扶持及明代大修武当等事件，均直接导致部分宫廷民俗文化与来自全国不同源流的民俗文化同聚于武当，与本地民俗文化碰撞、相融，加之此地处于秦楚交界的“朝秦
暮楚”之地，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处，历史文化渊流巳呈多元化，所以武当民俗文化还表现出来源广泛、南北相融、多姿多彩的显著特点。
7 结论
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世界文化遗产地武当山的特色旅游资源内涵丰富，特异性突出，除却传统的道教文化资源外，本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特色也十分鲜明，极具开发价值。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的认识，对今后本地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充分认识武当山旅游资源的特色及内涵，才能更好地在进—步的旅游开发中挖掘特色，发挥特色，使其更好地为旅游业服务，也才能在旅游资源保护中做到针对性强、有实效的保护。
黄河流域或许不是中华文明起源地，那会在哪个地方？
李济，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曾主持殷墟考古发掘，通过对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地应该在中国北方、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
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民族及文化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一直以来，在中国人传统认知中，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根在黄河流域，而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却认为长城以北“有我们更老的老家”，中华文明起源于长城以北，这一结论无疑颠覆了我们传统认知，那么李济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
1921年，在内蒙古赤峰东郊红山地区，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史前遗址，1955年被命名为红山文化。上世纪70年代后，专家在周边陆续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尤其上世纪80年代后，在辽西发现的牛梁河遗址，出土了5000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等，不仅把中华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通过整理研究，学者勾勒出红山文化基本情况：以辽西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是一个初具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5300—5000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
与后来的文明遗址相比，这一系列遗址几乎只缺少文字，具有比较成熟的文明特征，
李国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红山文明，距今5000余年，不过西方学者没有承认红山文明进入文明阶段。
尤为重要的是，红山文化遗址非常神秘，很可能与女娲、黄帝、龙的起源有关。
1981年，在辽宁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地区，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上古遗址（后命名为“牛河梁遗址”），距今5500年至5000年。经过挖掘整理，考古专家有了很多惊人的发现，其中就发现与抟土造人、女娲补天传说有关的文物。
牛梁河遗址出土的“女神像”（见下图），专家通过科学检测发现，里面存在肢骨被焚烧的骨灰痕迹，与抟土造人传说非常相似。之所以这么推测，是因为古人可能通过将骨头融入泥土，期望复活某人，与后来中国“事死如生”的习俗非常接近。
《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女娲补天主要做了三件事，“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除了“聚芦灰以止滔水”之外，其他两件事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1，一座16米高的金字塔上，摆放着1500个炼铜坩埚，摆放如此之高必然不是生产，而是为了与天沟通的祭祀，符合“炼五色石以补天”的细节。
2，在这座金字塔四周，考古专家挖出一些古墓，其中出土了三只“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符合“断鼇（ao）足以立四极”的传说。
无论牛梁河遗址是不是女娲传说的起源，但可以肯定的是，牛梁河遗址必然与中华文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考古确认，查海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部落遗址，距今已有7600年，加树轮校正超过8000年，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这是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
考古专家苏秉琦：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中国文明起源，北方先迈了一步，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就是证明。
更为重要的是，在查海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条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龙：石头堆塑的一条龙，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见下图）。显然，在颠覆“黄帝合符造龙”历史之余，也揭开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中国龙的形象。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精神象征，龙的意义不言自明，而查海遗址发现中华第一龙，说明中华民族必然与查海先民有着深厚的渊源。上古时代，图腾代表族群，往往只有失败的或被威服的族群，才会使用别人的图腾，因此查海先民的龙图腾能够流传下来，说明我们可能是查海先民的后代。
我们都知道，“一部中国史，半部玉文化”，玉文化深入中国方方面面，而在红山文化中玉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学教授雷广臻研究发现，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
一是熊。《史记》记载“黄帝为有熊”，班固《白虎通义》记载“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不但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颚和熊掌残体，还出土了双熊头三孔玉器。
二是龙。《史记》记载“轩辕，黄龙体”，闻一多认为黄帝部落将大蛇视为神龙。查海遗址出土一条“真龙”，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的玉龙猪等，或许就是部落图腾的反映。
三是龟。《国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先生认为黄帝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仅在牛梁河遗址中，迄今就出土了三只“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
四是云。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学者考证认为部分造型应该源自天上的云。
五是鸟。《国语》记载，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有“人面鸟身者”，可能以鸟为图腾。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玉鸟。
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显然不是偶然。
或许，上古黄帝就是出自红山文化，只不过“黄帝”是一个部落酋长的固定称号，在我们熟知的五帝之一的黄帝这个人时期，他迁徙到了长城以南。
可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因此不少学者指出中华文明源头或在长城以北。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曾先后主持了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与考古泰斗苏秉琦一样，他也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直根系”。所谓“直根系”，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主干源头地位。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实证，已经取得共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通过目前考古发现来看，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但究竟是不是“直根系”，或者如李济所云长城以北“有我们更老的老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考古发现。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也有惊人发现，比如河南距今9000余年的贾湖遗址、距今3800余年的二里头遗址，浙江距今5000余年的良渚文明，湖南距今7000年的城头山遗址（中国最古老的城市）等，都在说明红山文化应该不是中华文明单一源头或最主要源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即“多元一体”。
为什么孕育了古代中华文明的是黄河而不是长江？该如何理解？
主要原因是黄河河段发展趋势出规模性农牧业的时长要先于长江河段，其实就是中华文化初期的大中型城帮和国家要在黄河边上生长发育的。这又关键取决于黄河的细沙量大，冲积扇的田地比长江河段富饶，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黄河被称作中华文化的摇蓝和文明行为发源地。这不是某个人的学术思想，反而是历史时间产生的。归根结底是各个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有以主题活动于中部地区的炎帝黄帝为先祖，是有以中部地区为平台的隋唐为中国境内早期国家，是有以始皇帝和汉高祖刘邦在中原地区创建出来的封建社会王国为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始。
而后二千年里，虽然有短暂性的瓦解局势，乃至有鲜卑人、契丹族、蒙古族人、满人等少数名族入主中原，但仍然持续中华文化和我国的典章制度，使中华文化和文明行为变成中华民族四千年来的流行，尤其是汉武帝刘彻执行“罢黜百家，八股取士”的政冶战略方针至今，逐渐在全国各地竖起起中原地区我国及文化两方面的“擒雄”的思想意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正统思想的陶冶下，中原地区多元论和黄河文明行为摇蓝的意识溢于言表，并根植于大部分我们中国人观念当中。
好多个古老文明的造成，实际上全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力“恰如其分”的结论。（仅有埃及文明除外，它太神密以至匪夷所思，不像是地球上的物品）如今来调查一下黄河河段的地形地貌，那时候的黄河河段气侯柔和俏丽，土壤肥沃，四季分明，并且地貌平整，尤其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趋势。
地貌里的要素特别是在关键，由于只此一点，就远超于丘陵地形遍布的长江和珠江流域。更何况农业文明的发展趋势肯定要大量的人力资源的集中化辛勤劳动。假如由于地理位置的阻挡而造成交通出行受阻，也就没法集中化很多人力资源开展工作。自然不能说长江和珠江流域没有自己的文明行为，仅仅因为以上标准所限，不具很强的发展趋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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