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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黄河流域什么和什么为引领？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鉴于黄河流域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沿黄九省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四川）需协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打造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流域绿色协调发展的重要引领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需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更大力度的建设自贸区、开放平台，构建全流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黄河沿线各省区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共同富裕。
扩展资料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尊重规律，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齐心协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十二世纪之前黄河流域文明对中原的影响和作用
黄河文明不仅是东亚地区，也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虽然史前时代曾经有过许多高度发达的区域文明，但大多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是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也都未能延续至今。我国的许多历史记载与文化传承都来自黄河文明，其中有真实的历史史实，也有难以置信的古史传说。但这些都是一代代远古先民记忆的缩影，里面包含了华夏民族的形成、氏族部落的兴衰、农耕技术的发展、王权社会的建立、历法制度的滥觞、宗教礼制的出现。尤其是“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根亲观念，使得诞生伏羲、黄帝、炎帝等华夏先祖的黄河流域，成为海内外亿万华人心目中姓氏、宗族、家庭的根脉之地。即使将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的英雄时代、略显模糊的夏代排除在外，但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在时间与文化序列上仍然保持了毋庸置疑的连续性与关联性。商周以来的甲骨文、金文、城址遗存、宫殿基址、青铜铸造等文明产生的标志性要素也无可辩驳地证明着黄河文明的真实性与先进性。因此，让中华千年文明传承至今的并非长江文明、珠江文明、辽河文明，而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传承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也是华夏民族集体记忆的延续。
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与主体
自商周至唐宋，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承载民族记忆的史书典籍中，黄河文明始终引领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在三千年文明历程里，法、道、墨、儒、阴阳、名、杂、农、纵横等百家争鸣在此展开，汉赋、唐诗、宋词的许多不朽篇章在此诞生，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在此孕育，天文历法、中医中药、农田水利、陶瓷、丝绸、造纸、活字印刷等古代科技由此传向世界。汉语汉字、工笔绘画、雕塑建筑，甚至是中华文明中独特的国家体系、宗法制度、社会习俗等都在这里形成，并根植于整个民族集体的血脉之中。因此安作璋先生曾说：“由于黄河文明本身具有经济上的先进性、政治上的正统性、学术上的包容性及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黄河文化长期居于中国古代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和中华古代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并且不断给予周围的多元文化以深刻影响,最终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华文明。”即便是“满天星斗”说的倡导者苏秉琦先生也从来没有否认过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指出：“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黄河流域）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大都是源于最重要的直根系——黄河文明，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与主体，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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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文化的作用说明黄河文化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文化则自成系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有人说依旧是仰韶文化的支系，有人则说是南方良渚文化的影响，因为陶器和玉器的制作都有良渚文化的特色，更有人说，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独立的文化中心中的一个。
无论学者怎样指点古代的文化遗存，那些无声的文物都在为我们说明，在古代，那浩浩荡荡的黄河全流域的岸边、阶地活跃着我们先祖的身影，根据我国古史传说时代有关文献的研究，结合考古学文化推定，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可以看作是华夏诸族的文化遗存，而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则是属于东夷诸族的遗存。
历史传说
华夏诸族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氏族便是黄帝与炎帝，而东夷诸族太、少、蚩尤是强大的中坚。炎帝发祥于陕西岐山之东的姜水河畔，部落沿渭水东下进入河南与东南部而达于山东，
黄帝长于姬水之滨，由陕西北部率部达于河北涿鹿一带。东夷诸族处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山东、豫东、豫南、皖中地区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进入山东的炎帝与蚩尤部族发生战争，战败的炎帝求助于黄帝，黄炎两个部族结合起来，在涿鹿摆开了战场，同蚩尤厮杀。当时蚩尤部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冶铜技术，其文化当在黄炎部族之前，这一场古史传说时期的“涿鹿之战”直杀得天昏地暗。黄炎部落终于杀死了蚩尤，其部族一部分融入华夏，一部分南撤成为今日的南方诸族，另一部分则渡海而去。 其实，这场战争是中华文明初始期的各地域、各支系文化的一及大冲撞、大融合，在古代没有信息传播媒介的情况下，迁徙争战，都是文化交融的手段。正是这场战争，使得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两种文化合而为一，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也融进中原文化之中，使这汇多种文化精华而成的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中心。很难说比中原龙山文化水平更高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冶铜术，乃至早期的符号文字不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夏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早期文明的核心，正是由于他融多种文化先进因素于一炉。因此，黄帝、炎帝、蚩尤都应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而给予永恒的崇敬。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
公元前2000多年前，黄帝族后裔的一支：夏后氏崛起，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上，一次巨大的灾难，让我们的民族在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时代。一场仿佛由天而降的洪灾遍及中原,夏禹治水成功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永不湮灭的传说，借助这次治水的成就，夏部落最后一位经原始社会推举而出的部落联盟领袖禹，开始向建立第一个中国奴隶制社会夏王朝的历史进程前行。禹的威望和夏族较其他氏族先进的生产力都使禹成为事实上的各族首领。对那些阻碍夏族发展的势力如三苗，共工、禹都举兵征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的脚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阶级文明社会取代原始文明社会的钥匙就在他的手中，他正在揭开中华文明崭新的一页。那一年，据说在公元前21世纪，据今4000多年，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河南。
黄河文化的历史及经济发展
黄河是一条地上河，有史以来，见于记载的决徙计一千五、六百次，其中较大改道26次。它曾向南夺淮入海，也曾向北自静海东流。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而于1875年形成今道。因而，就地理角度而言的“黄河三角洲”，应指西起郑州，东南至淮河口，东北至天津静海这一大片扇形区。因黄河自泰沂山脉以南东流入海的历史不是太久，而且人们讲“河流三角洲开发”这一概念，也只是上世纪末叶的事，所以往往立足于河流现状来界定“三角洲”，这一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就是狭义的“三角洲”了。若从文化角度而言，以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特征、文化心理心态等作为考量参数，黄河三角洲就主要是指由今滨州和东营及它们周边地区那基本相似的地形地貌、基本相近的生态环境而孕育出的形态基本相同的传统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发展经过了孕育形成期、交流融会期、开发兴盛期。一、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由邹平孙家遗址所见，至迟在距今8500年的史前期后李文化时代，黄河三角洲就出现了人类生活的足迹。大汶口文化时代至夏商，黄河三角洲故地逐步形成较多的民众聚落。从文献的角度考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讲述的其先祖少昊氏“以鸟名官”中，任司寇之职的爽鸠氏一族，即聚居在齐地北部。《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也，非君所愿也。’”遄台，据《临淄文物志》考，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北部。晏子所云，应指今临淄及其周边这一广大地区。代爽鸠氏、季荝、逢伯陵居此地区的蒲姑氏之都城，《史记·齐太公世家》作“薄姑”，言曾为齐胡公所都。《水经注·济水注》曰：“济水又经薄姑城北。《后汉郡国志》曰：博昌县有薄姑城。《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又，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言“薄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博昌，原为齐故邑，在今博兴县南二十里；后几度迁徙，唐时还治故址。那么，古之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所都，当在今博兴一带；但其势力控制范围应当比这大得多，大概包括今小清河中下游地区。杜预注《左传·昭公二十年》文曾曰：“爽鸠氏，少昊氏之司寇也。季荝，虞夏诸侯。逢伯陵，殷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间代逢公者。”基本勾画了商周之交以前此一地域文化的发展序列。因此，可以说商周之交以前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在小清河中下游地区、小清河南北部都有大量史前文化遗存。如邹平孙家遗址、章丘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张店浮山驿遗址、章丘董东遗址、广饶傅家遗址、五村遗址、邹平丁公遗址、阳信的小韩遗址、桓台郇召遗址、齐家遗址等。也就是说，在齐人据有此地之前，在黄河三角洲中心区域的小清河中下游的邹平、博兴、广饶、阳信等地，都形成了较大的人类聚落群，成为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近几十年来黄河三角洲的考古成果，可大致勾画商周之交以前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概况：与后李文化相应的有邹平孙家文化、章丘西河文化等；与北辛文化相应的有张店浮山驿文化、章丘董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应的有广饶的傅家文化和五村文化、邹平的丁公文化；与龙山文化相应的有邹平鲍家文化、博兴利城文化等。与岳石文化相应的出土遗址所展示的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聚落更多。由考古成果与上述文献记载相互发明可见，商周之交前的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主要产生在今小清河中下游南北部：在史前传说时代为爽鸠氏文化，在虞夏时代为季荝氏文化，在殷商时代为逢伯陵氏文化，在殷周之际为蒲姑氏文化；而后有周代的齐文化。这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孕育形成期。统而观之，黄河三角洲文化孕育形成期的特点可以归结为：（1）社会生产工具的制造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陶器数量大于石器数量；（2）其居住中心自西向东转移，由今章丘、邹平逐渐向东、向北辐射发展到今广饶、阳信、惠民、沾化等地，这与史前先民向退海地的开发有关；（3）有尚蚌和崇尚外饰的风气，说明此地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支撑。二、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 自周秦至宋元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交流融会期，它大致又可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周初，姜太公受封于营丘，黄河三角洲故地被纳入姜齐势力范围，黄河三角洲早期文化与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齐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并且由于姜太公初封于齐时就执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采纳土著文化的进步因素，因而建立在二者结合基础上的黄河三角洲文化，既保持了较高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吸纳了齐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了当地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汇聚此地，开发经营，使得人口渐众。《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的黄河三角洲故地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否则不会组织可随“五都之兵”伐燕的“北地之众”。密集的人口，使得人均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加之周边地区民众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迁徙到这一肥沃的退海之地求生存、求发展，就逐渐引发了“开发东部退海之地”这一黄河三角洲中后期物质文化生产的主旋律。与齐文化融合后，黄河三角洲文化获得了更多的与其他地域主流文化交流的机会。鲁地礼乐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诸种信条、齐地开放文化中的尚实求变精神、燕地尚贤文化中的礼贤下士思想、赵地侠义文化中的慷慨仗义之风，都对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产生多重影响，使此地出现了诸多文化名人。如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的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如隐居於陵（今邹平长白山）而绝齐楚聘相的“於陵学派”创始人田仲，如疾呼“义不帝秦”、又劝降聊城燕将而后隐居少海（今桓台花沟）的义士鲁仲连等。在他们的思想学说中，体现出多种地域文化融合的印记。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主要是齐文化融合的阶段。秦并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实施一统政策；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成帝将儒家思想推行到民间，于是在思想文化层面也逐渐出现一统局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民族文化，即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传统文化。黄河三角洲文化也融合到中华传统文化中来，不但在物质生产方面与中原地区有了更多交流，在思想文化层面也与中央文化逐步融合，像其他地域一样，出现了诸多通经致用的经学名家。如从济南人伏胜，到同郡人张生，到千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到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又如齐人辕固（今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有辕固冢）曾与窦太后辩论儒家道家优劣，著《齐诗传》三卷传世，是今文经学“齐《诗》学”的代表（均见《汉书·儒林传》等）；又如三国时乐安人孙炎，受学于东汉经学大家郑康成之门人，人称“东州大儒”，曾力驳王肃《圣证论》对郑玄经学之讽。这些著名人物的出现，表现出此时的黄河三角洲文化具有与中央王朝文化更多的趋同性。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中央文化即汉文化融合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地多干旱，使得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运动。此时的黄河三角洲地区不但经历了空前的战乱，也承受了游牧文化的冲击。特别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佛教文化，适应了乱世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在黄河三角洲获得大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黄河三角洲在北朝时期的寺院就有近20座。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至今尚有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王上造释迦多宝瓶坐像等铜佛教造像20余尊，有北魏孝昌三年(527年)所造石佛教造像15尊。这一阶段，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阶段。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文化融合，黄河三角洲文化汇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洪流，在广纳博采中原文化主要是经学文化以及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础上，黄河三角洲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三、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 明清以降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宋代起，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北方政治动荡，战乱不已。至元末明初，由于元军与红巾军在鲁北展开拉锯战，尤其是燕王朱棣历时四年的“靖难”战火，使得黄河三角洲地区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为了改变土地荒芜、少人耕种的状况，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等地大规模移民至黄河三角洲。据《山东省地名志》及各县市史志、族谱、碑刻提供的资料，三角洲绝大多数村庄为明初立村。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充实了该区域的人口，使得黄河三角洲的农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清末民初，黄河三角洲又出现了第二次移民高潮，鲁西南之曹州、嘉祥、巨野、汶上等县水旱灾民多迁至今垦利、利津、沾化沿海垦荒种地、下海捕鱼。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建设，山东省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东北部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以垦利县为主。新移民的流入，使黄河三角洲文化出现两大新特点：在物质文化方面，垦荒种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旋律；在精神文化方面，民间向学蔚然成风，出现了较多文化望族。由于历代移民的勤力开垦，黄河三角洲经济渐次得以恢复，文化教育随之发展繁荣，各县均设立学校。明中叶起，黄河三角洲各县学及官办书院林立，民间所办的书院、私塾、村塾、义学星罗棋布。以邹平县为例，仅清代恢复、创办的书院就有伏生书院、范公书院、长白书院等8处，黄河三角洲一时人才济济。有清一代，仅邹平县就有68人登进士第，中举者更达252人。这样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明清时期一大批誉满府县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他们多父子兄弟传学，形成文化望族。如曾引领清代诗坛学坛的新城（今桓台）王士禛父子兄弟，如明清时期“一门十二进士”的滨城杜氏家族等等。这诸多文化望族的出现，是黄河三角洲精神文化继春秋战国后再度繁荣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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