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简述齐鲁文化
- 2、齐鲁文化的资料
- 3、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 4、齐鲁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 5、黄河流域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
简述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地域文化名称，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合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
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拓展资料：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
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
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凝结，载体和象征，满载着历史沧桑的文物古迹构成文化旅游的基础性层面。
在山东辽阔的地域上，文物，遗址，史迹，古建筑星罗棋布，展现着齐鲁文化的精神气质，历史进程与辉煌成就，从而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的胜地。
齐鲁文化可远溯至四五十万年前与北京人同时的沂源猿人，并在山东境内形成从沂沭旧石器文化以迄岳石文化这样一个国内罕见的完整的史前文化谱系，古文化遗址遍布各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给我们展现出这一远古文化的辉煌灿烂，大量的古人类化石，旧石器，细石器，青铜器文化遗存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进程。
而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的陶器，石器，玉器，以及文字和夯筑技术的率先发明，无不昭示着远古时代山东人的智慧，影响及于黄河中游，江汉，长江中下游，辽东，冀北以至粤北地区。
在山东，更有传说中的古老部落，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居住在山东南部和西南部的传说中黄帝，炎帝和颛顼帝的后裔，构成诸夏族;
一是太_(又号伏羲氏)和少_(或作少昊)后裔的东夷族.传说舜生于诸城，皋陶生于曲阜，而大禹治水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
齐鲁文化的资料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一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齐鲁文化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随着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文化中心由西而东转移。齐、鲁两国的建立是周文化征服东夷文化的政治尝试，但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意图，这两种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一经结合，便形成了两种更高级、更先进的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出现，打破了镐京在文化上的垄断。西周末年，随着镐京倾覆，王室东迁，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转移到了齐鲁文化所在的东方。战国时期，齐国一直是东方的大国，统治者又重视文化发展，设立稷下学宫，“招致天下贤士”，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鲁国初封，因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得到的西周礼器文物典籍甚多，故后人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又由于鲁国有重礼的传统，造成鲁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而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产生于鲁国，乃势所必然。战国以后，以鲁国为根据地的儒学向四周辐射，造成齐鲁文化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百家争鸣，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仅在先秦时期，齐鲁地区就产生了像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这样一批文化伟人。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齐鲁之地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其次，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6�1政理篇》曾说过，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鲁霸王之道，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逐渐合成为“汉家制度”，而且对此后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术取士，是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一大变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而董仲舒的儒学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八名。在《汉书�6�1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至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魏晋之后，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齐鲁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齐鲁文化，地域文化名称，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合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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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
河湟，当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多民族繁衍生息，至少从秦汉以来，众多民族的先民耕牧于其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河湟文化。河湟文化是青海东部地区和甘肃西部与青海接壤地带，历代先民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化的结晶，有其独特的内涵及其特征。研究其内涵及其特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承继，相统一，显得十分重要。
一
河湟文化是黄河源头人类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自古以来，我国从华夏到汉唐，乃至元明清时代，都将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古人将黄河源头看作是圣洁而又遥远的，李白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人们探察河源乃至不断迁徙往返最频繁的地区，都莫过于今天青海东部和甘肃接壤的地区即上述“三河间”。
纵观河湟文化在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我将黄河流域分为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以比较：即青甘地区的河湟文化；今宁夏、内蒙古地区的河套文化；今陕西、河南等地区的中原文化；今山东地区的齐鲁文化。河湟文化是上述黄河流域四大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三大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河湟地区上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柳湾出土文物为例，当地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从新时期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文物37925件，其中仅彩陶器近2万件，这是其他地区所无可伦比的。彩陶纹饰图案中的拟蛙纹亦作神人纹，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人祖崇拜。蛙同娃，女娲抟土造人的古代神话传说的最早形象化图案。笔者认为河湟文化与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共同铸就了黄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早期文化内涵，至少在北宋以前这四大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如果说河套文化以草原文化走廊即游牧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中原文化以农耕文化走廊即丝绸之路的文化内容为主；齐鲁文化以海陆文化即蓬莱神话的文化内容为主，那么，河湟文化则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两大走廊的文化内容兼而有之。
二
河湟文化是草原文化走廊与农耕文化走廊文化荟萃之地的瑰宝。
说河湟地区是农耕文化走廊的地区之一，人们容易理解。但何以又是草原文化走廊之一呢？笔者以为我国北方各民族先民依托所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亦耕则耕，亦牧则牧，很多地区耕牧相间，农牧业生产相得益彰。以鲜卑人为例，其部族在今东北辽宁地区就曾从事农牧业，后来人畜繁衍，鲜卑诸部从东北逐渐进入漠北高原，在阴山陇山脚下放牧，一部分游牧到祁连山北麓，有的翻越祁连山进入青藏高原，乃至川西北；青海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以畜牧业为主，兼及农业；而南凉国属民则以农业为主，兼及牧业；青海东部地区的几个世居民族，从原先的畜牧业转入农业者，不乏其例，如土族、东部藏族都是这样。所以河湟民间传播很广的山歌“少年”，就具备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文化的双重性。
在河湟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形成了河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有许多文化现象并非某一个民族所独有，如自古以来的羊图腾崇拜，至今农牧业区多民族所共有，藏族仍有“长寿羊”CAI LOU，汉族称“神羊”，即一群羊中留一只羯羊，终其生而不宰杀。这种习俗与古“羌人事奉羱羝”即盘羊的习俗一脉相承。笔者曾闻“西宁的赋子，兰州的鼓子”民谚。“西宁的赋子”是平弦坐唱艺术的主调，幽雅宛转而又悠远，给人以余音绕梁之感，平弦坐唱艺术还有“十八杂腔”之说，唱调多以历史典故为主，是曲型的农耕文化的产物。笔者曾在兰州有幸听到鼓子词的演唱，那音调苍凉而悲壮，深沉而高亢，显然有着北方大漠草原文化的风韵。西宁和兰州，可谓我国西部相距最近的两座省城，从兰州北去，便是草原文化走廊之地；从西宁东去，便是农耕文化走廊之地。赋子词与鼓子词，就在时代的演进中保留了下来，岂不是河湟文化的代表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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