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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关黄河的文化
黄河文化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2006-01-24 11: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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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牙齿和上下颌骨，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万年。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洞穴遗址，都在五万年以上。在这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经过艰苦的劳动，既发展了人类的体质形态，又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他 们不但发明了火，能够制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学会了钻磨技术，能够从事狩猎、捕鱼了。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口急剧增加 ，生产和文化都有了飞跃发展。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许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锄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缝纫用的骨针，也有彩色陶器，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仰韶文化延续达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经过广泛挖掘，发现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到处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开始在西安市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当时，半坡人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懂得了纺线织布，创造了规模较大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了储藏粮食的窖穴。围绕居住区构筑了深、宽5~6米，长300多米的大量 围沟，改变了穴居野处原始状态。制陶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陶器和制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动物图案栩栩如生，反映了远古人民的艺术才能。在彩陶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已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了，父权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开始出现。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考查，在山东省的黄河南北，都陆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踪迹，其年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可能延续得更晚一些。从发掘情况看，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都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的还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发掘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制装饰品，饮酒器具和精致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号墓里，有一年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很可能当时已懂得用铜了。另外，从大汶口墓葬还可以看出：那时已出现了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规模有大有小，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这种情况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见的，说明社会已过渡到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儿子打破过去的"禅让"制，继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袭的奴隶制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动于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奴隶制虽然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关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从近几年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发掘看，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有了青铜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红铜时代了。冶铜业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开来，标志着古代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种族奴隶制国家，千百万奴隶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更大发展，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据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谓"商汤居毫"的亳地。在这里，除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遗迹外，还掘出了一批铜渣、坩锅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这证明商初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在河南郑州，曾发现商代早期的另一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此外还发现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墙，为研究我国原始陶器的产生和古代城池的构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中期国王盘庚迁殷以后，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是不可胜计的。这里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认为是只有青铜器而无铁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发现铁刃青铜钺，却打破了这一论断。据初步研究，这件兵器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座墓葬，青铜钺的刃部是熟铁。黄河当时是经过藁城东面从天津附近入海的。这一武器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商代奴隶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也已懂得用铁了。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成了一项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各诸侯国相继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把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城市经济繁荣起来。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都成了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临淄甚至达到了二十多万人的巨大规模。思想文化生活这时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根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人们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制成了用来测量天象和测验地震方向的"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隋代创造出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文明有巨大影响的指南针和火药也早在11世纪以前就广为传播。1957年陕西省出土的"灞桥纸"，经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遗物，比史书记载的东汉蔡伦造纸还早二百多年。
同时，城市建筑的规模更为壮观：几代帝都的长安，西汉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通巴蜀西达西域的枢纽，城市范围比西方同时期著名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唐时长安城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万，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规模之宏伟，尤为中外所称道。北宋时的东京（今开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穿城而过，是中古时期十分繁华的都会。今天，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建筑雄伟、景色绮丽、舟船云集、车马竞驰的风貌。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宁夏的秦渠、汉渠、唐徕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开封的宋代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山西的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和甘肃麦积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马大小相似，拖有战车的陶马二十四匹。俑坑总面积约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种陶俑约六千件，还有大批实用兵器，坑内马俑排列整齐，气势宏伟；武士俑身穿铠甲，意气昂扬。这种雄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兵强马壮、横扫六国的壮丽图景，是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兵马俑的雕塑制作，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黄河文化】
延川历史悠久，从隋开皇三年设县至今，已有1400余年，特别是黄河文化有着更为深厚的
历史渊源。
这里是中华民族始祖伏羲故里，黄河流经
县境形成"S"型大转弯启发伏羲发明了太极八卦
图及其阴阳学理论，这便是黄河文化的起源。
古时的延川，先后有10个民族在这里繁衍
生息，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
黄土文化。正是这种久远的黄河原始文化和古
老的多民族文化氛围，古时的延川，先后有10
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黄土文化。正是这种久远的黄
河原始文化和古老的多民族文化氛围，沉淀出了延川黄河黄土文化的兼容特征，孕育了延川独
特的文化历史。文学创造人才辈出，流芳古今。清代的女诗人李娓娓、抗战时期杨醉乡等，在
当时文坛引起较大影响。进入七十年代，延川文艺人才及优秀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小说创作，
涌现出了以路遥、闻频、谷溪、倪泓为代表的作家群；布堆画以讴歌黄土、黄河文化为主题，
涌现出了以冯山云为代表的一大批民间艺术工作者；剪纸艺术以高凤莲为代表，作品如云，出
现了姹紫嫣红的创作局面；诗歌、散文、曲艺、书法、绘画等各种门类的艺术，并驾齐驱，使
延川文艺创作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光芒夺目。
【黄河旅游】
黄河旅游以伏羲创立黄河文化为主线，挖掘开发了山水风光、伏羲与伯牛、历史文化、宗
教文化、民间民俗文化、革命文化等九大系列26个景点。
有伏羲故里伏义河"河之洲"，有延水关的
古渡雄风，有新石期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有东
晋时期大夏王墓冢。有明代的会峰奇寨，这都
是历史在延川这块土地上留下的人文胜迹。到
延川旅游参观，不仅可以领略黄河自然的风光
雄壮奇观，也可以了解黄河文化的起源，寻根
问祖，感悟历史，还可以探寻延川黄河文化奥
秘之所在，是人文墨客、有识之士的旅游胜景
黄河博物馆一共分为五个展区他们分别是哪几个展区？
黄河博物馆成立于1955年，位于郑州花园路与迎宾路交叉口，迎宾路402号。隶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博物馆占地7000平方米，建筑约2900平方米，其中陈列面积1200平方米。
黄河博物馆作为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江河博物馆之一，截止2016年是中国唯一一座以黄河为专题内容的自然科技类博物馆，隶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博物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治黄展览会”。1987年6月，正式更名为黄河博物馆，舒同先生题写馆名。
场馆组成
序厅
对博物馆整体展览情况进行大体概括。
流域地理
流域地理展区通过黄河形成、远古生态、九曲黄河三个单元展示出黄河自然地理地貌、气候、物产。[6]
民族摇篮
民族摇篮展区通过“逐水而居”、“文明之光”、“人文始祖”、“王朝中心”、“灿烂文化”五个单元展示悠久的黄河文明发展历程及灿烂的黄河文化。
千秋治河
千秋治河展区通过黄河水患、治河春秋、漕运灌溉、河神祭祀四个单元展现中国古代及近代黄河水患灾害、治理方略、治河技术及漕运灌溉的发展演变。
治河新篇
治河新篇展区通过黄河归故、流域规划、防洪防凌、资源利用、水土保持五个单元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治理开发的重大举措及取得的重大成就。
人水和谐
和谐之路展区通过新问题新挑战、新理念新措施、新号角新征程三个单元展现黄河治理仍存在的新问题、新挑战及新的治河理念和实践。
列举黄河文明的历史事实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是进入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来，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动着全国科学文化大踏步前进。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汉承秦制，对这一重大文明创造进一步规范、完善和推广。
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等学说，在历代王朝都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
宋代的理学，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东汉首都洛阳，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以上，历经曹魏、西晋，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
扩展资料：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不仅仅是一条大河---黄河，而且与黄土地，黄帝，黄皮肤以及传说中的“几”字形中国龙构成了中华民族形象的表征，因此，人们把这条流经神州大地心脏地区的浊流升华为“圣河”。
从左河水“雪原雷动下天龙，一路狂涛几纵横。裂壁吞沙惊大地，东奔致雨啸苍穹。”的诗句中，可以领略到黄河犹如中华民族那种气势磅礴，几经曲折纵横，经久不息、勇往直前的伟大气魄与生命力。《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黄河为宗。”
黄河流域的先民从与自然斗争的经验中得知，生存只能依靠自己，虽然他们也有原始宗教，也祭祀神灵，但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他们不祈求神灵的帮助。
他们认为自然规律(天意)是神灵也无法改变的，因此他们主要发展卜巫术，力图预测吉凶，以便依靠自己“趋吉避凶”。大量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卜巫的结果。
在160多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人类活动遗址中，人们找到了被火烧过的动物化石和鹿角化石，在1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类遗址中，人们找到了多处碳末堆积。
从那以后，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都在黄河的臂湾里繁衍生息。直到6000年前，黄土地上出现了以半坡文明为代表的母系氏族文化。我们的祖先，就在这样一片绿野间狩猎采集，度过了华夏文明的金色童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河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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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明综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150万年前在现今山西省黄河边的芮城县境内出现西候度猿人；10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30万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黄河岸边取鱼狩猎； 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出现早期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出现晚期智人。 距今10000－7000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7000－37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3700－2700年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和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铁器文化遗址等几乎遍布黄河流域。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 我国的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与上述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据文献记载，他们的族团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早期文明。这时的社会是邦国林立，出现了城郭、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礼制规范化。贫富分化，阶级产生，文化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这时的黄河文明处于大交融的形成时期，可以称为邦国文明，也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河洛地区大体包括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内夹角洲、外夹角洲以及黄河北岸的晋南和豫北。河洛文化圈向西可伸入关中，向东可以达到豫东。在河洛文化圈内，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而且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考古发现了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有登封王城岗 原八方遗址 古城、新密新寨古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东周都城遗迹，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而且是延续约两千年的王都文化，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权体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家机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文字，科学技术、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划时代的青铜文化闻名中外。在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通过交流、吸纳、融合，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哲理丰富的《易经》等许多不朽之作。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学派也如雨后春笋在河洛地区一齐涌向社会，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河洛文化为黄河文明充实了内容，输入了新鲜血液，文明的光芒照亮了亚洲的东方，不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望尘莫及，即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
黄河文明的兴盛期，是进入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来，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动着全国科学文化大踏步前进。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汉承秦制，对这一重大文明创造进一步规范、完善和推广。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等学说，在历代王朝都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宋代的理学，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设在东汉首都洛阳，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以上，历经曹魏、西晋，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天象历法、农学、地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冶炼、陶瓷、酿造、纺织、造纸、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都创造了历史奇迹；汉赋、唐诗、宋词以及书法、绘画、雕塑等，都攀登上文化艺术的高峰；留传后世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记载了古往今来王朝兴替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西汉时始于西安，东汉至隋唐时始于洛阳，西安、洛阳在当时是对外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的国际大都市，由此，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文明享誉世界。这就充分说明黄河文明的确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高度兴盛的黄河文明，其核心的确是在河洛文化范围内。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丰镐、洛邑；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近年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所确定的四个重点即临汾的陶寺、郑州的古城寨、新寨和王城岗也在这里，《河图》、《洛书》和《易经》等被誉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元典、华夏文化重要纽带之一的汉字也产生在这里。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现在播迁在外特别是海外华人，多自称是“河洛郎”，并且前来寻根拜祖，河洛地区成为文化寻根和姓氏寻根的圣地。第三，大一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基因。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
黄河与中华文明
黄河之源为卡日曲，出自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东流经四川入甘肃，过宁夏入内蒙古，穿行陕西、山西、河南，由山东北部而入渤海，全长5494公里，为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
黄河分为三段，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至河南孟律为中游；孟律以下为下游。
黄河之源，有三条小河北支叫扎西、西支名曰古宗列曲，西南支便是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三曲汇为一道东流入星宿海。这条由冰封雪覆的高山中涌出的河水，清澈见底，潺潺有声，活泼得如同嬉戏的儿童，整天整夜唱着快乐的歌；黄河的上游穿行在高山峡谷之间，跌荡起伏，湍急回旋，水流依旧清冽；及至中游，河口至孟律，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大增，水色乃呈深黄，登高一望无垠的高原千万条沟壑如同黄土的巨龙，一齐拥入大河的怀抱，或者宛如千万条被硕大无明的推土机阵列拱动的土方，同时要推入大河筑起无数的堤坝。仿佛不是河水冲刷了黄土，而是黄土在亿万年里要天天掩埋河水。固执而又无羁的大河冲破一道道泥的堤、土的坝，一路扬波夹带着它俘虏的泥沙，自山西壶口飞流而下，震荡着天鼓，卷扬起罡风，隆隆复隆隆，昼夜不舍。直过孟律，地势平坦，华北平原展开胸怀抚揽着狂怒的河水。河水渐渐缓速，仿佛在作搏斗后的歇息。泥沙从怀中释落沉入河底，年年堆积，月月沉淤。于是两岸筑大堤，积年而增高，河底高于地面，黄河之水遂成地上之河，直如由天而来，奔向大海。
黄河自古多洪泛。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早已是千沟万壑，无法计量的黄土涌入大河。而黄河输入量的多寡又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密切的关联。黄河几乎周期性地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黄色的原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旱作农业文化，辉煌灿烂。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这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与黄土，这水与土的关系是自然界的地球化学过程，难言功过。这方水土培育了璀璨的文明，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程。黄河的流变给了我们民族深邃而又辽远的启示和力量，成为我们精神的象征。黄河本身的秘密，比如洪泛的周期性，输沙量的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黄河历史上几次陡然的清澈之谜，以及治理黄河自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沉思。而黄河那奔流不息的江流给予我们民族胝励却是我们该永久张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之旗。
黄河，是我们的财富。
黄河，是我们的象征。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沿着黄河走，在文明初始期的华夏大地上，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时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正好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两河，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楔形文字的出现让巴比伦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于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
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们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两河流城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城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和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我们的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话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造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围地带的文化精华， 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文化则自成系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有人说依旧是仰韶文化的支系，有人则说是南方良渚文化的影响，因为陶器和玉器的制作都有良渚文化的特色，更有人说，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独立的文化中心中的一个。
无论学者怎样指点古代的文化遗存，那些无声的文物都在为我们说明，在古代，那浩浩荡荡的黄河全流域的岸边、阶地活跃着我们先祖的身影，根据我国古史传说时代有关文献的研究，结合考古学文化推定，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可以看作是华夏诸族的文化遗存，而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则是属于东夷诸族的遗存。
华夏诸族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氏族便是黄帝与炎帝，而东夷诸族太、少、蚩尤是强大的中坚。
炎帝发祥于陕西岐山之东的姜水河畔，部落沿渭水东下进入河南与东南部而达于山东，黄帝长于姬水之滨，由陕西北部率部达于河北涿鹿一带。
东夷诸族处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山东、豫东、豫南、皖中地区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进入山东的炎帝与蚩尤部族发生战争，战败的炎帝求助于黄帝，黄炎两个部族结合起来，在涿鹿摆开了战场，同蚩尤厮杀。当时蚩尤部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冶铜技术，其文化当在黄炎部族之前，这一场古史传说时期的“涿鹿之战”直杀得天昏地暗。黄炎部落终于杀死了蚩尤，其部族一部分融入华夏，一部分南撤成为今日的南方诸族，另一部分则渡海而去。
其实，这场战争是中华文明初始期的各地域、各支系文化的一及大冲撞、大融合，在古代没有信息传播媒介的情况下，迁徙争战，都是文化交融的手段。正是这场战争，使得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两种文化合而为一，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也融进中原文化之中，使这汇多种文化精华而成的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中心。很难说比中原龙山文化水平更高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冶铜术，乃至早期的符号文字不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夏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早期文明的核心，正是由于他融多种文化先进因素于一炉。因此，黄帝、炎帝、蚩尤都应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而给予永恒的崇敬。
公元前2000多年前，黄帝族后裔的一支：夏后氏崛起，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上，一次巨大的灾难，让我们的民族在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时代。一场仿佛由天而降的洪灾遍及中原,夏禹治水成功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永不湮灭的传说，借助这次治水的成就，夏部落最后一位经原始社会推举而出的部落联盟领袖禹，开始向建立第一个中国奴隶制社会夏王朝的历史进程前行。禹的威望和夏族较其他氏族先进的生产力都使禹成为事实上的各族首领。对那些阻碍夏族发展的势力如三苗，共工、禹都举兵征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的脚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阶级文明社会取代原始文明社会的钥匙就在他的手中，他正在揭开中华文明崭新的一页
关于黄河的资料（全面的）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自远古以来即为多泥沙河流。公元前4世纪黄河下游因河水浑浊即有“浊河”之称。公元1世纪初，有人指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这些泥沙中的一部分堆积在下游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淤高，全靠堤防约束，时久形成悬河。每逢伏秋大汛，防守不力，轻则漫口决溢，重则河道改徙。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三至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河道因泛滥大改道共26次，决口一千多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对中国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影响巨大。
就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特点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 战国筑堤以前
上限大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北流到永定河冲积扇的南缘，向东经过雄县、霸县一线，到今天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今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互为主次，或同时存在，但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在古代，“河”就是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都可能是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② 公元前 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
战国中期，下游大规模修筑堤防后，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汉书2地理志》里记载的大河，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改道频繁的局面，我们暂时作为黄河第一次重大的改道。
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又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③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
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以上决口，河水一直泛滥至清河郡以东数郡。当时，王莽因为河决东流，可使他在元城的祖坟不受威胁，就不主张堵口，听认水灾延续了近六十年，从而造成黄河史上第二次重大的改道。
此后，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偶而有决溢，也未造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
一，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退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
二，公元70年，在王景领导下，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才固定了一条新的河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从长寿津（今濮阳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与古漯河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
三，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沿途更有一些大小湖泊和沼泽洼地，都起着分洪、排沙与调节流量的作用。
④ 公元10世纪～1127年（唐末至北宋末）
经近千年的堆积，到唐末开始，黄河下游河口段已逐渐淤高。公元 893年（唐景福二年）河口段，发生近百里的改道。到五代时期，决口的频率明显增加，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泛决。
至11世纪初，在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此后决口地点又上移到澶州（今河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五代末年、北宋前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
1048年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史称“黄河北派”。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的改道。（黄河北流大的共有三次：商胡埽、小吴埽、内黄口）
⑤ 1128年～16世纪中叶（金元至明嘉靖万历时）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东京留守杜充竟然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东流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入泗水，夺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在此后的700多年中，以东南流入淮为常。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黄河第四次重大的改道。
浚、滑之间原是黄河下游的窄道，由于这一段河道的控制，以下河道决口后摆动的范围，基本上限制在太行山以东、山东丘陵以北的河北平原上，离开了这段河道以后，下游河道折向东或东南，摆动于豫东北至鲁西南地区。在金代，有记载的12次决口中，决后河道摆动在该地区占10次。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10月，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陈留、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15处决口。大致可以分成三股；一股在中牟境内折而南流，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水入淮；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由涡入淮。我们将其称为黄河历史上第五次大改道。 从金元至明中叶，黄河变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决口地点西移。起初决口多在今山东境内（12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移至今河南汲县、阳武（今原阳东部）、延津一带（12世纪80、9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14世纪40年代，决口已移至新乡、原武（今原阳西部）、荥泽（今郑州市西古荥镇）一带，几至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顶端。
第二，河道干流逐渐南摆。12世纪中期以后河道经豫东北、鲁西南，至今山东梁山县境流入泗水。以后逐渐南摆进入豫东开封、商丘地区，经安徽砀山、萧县至江苏徐州夺泗入滩。金元之际两次人为决河，先后由濉夺泗或由涡入淮。13世纪后期有一段河道夺颍河入淮，达到黄河下游扇形平原的西南极限。
第三，下游河道除干流外，同时分出几股岔流,迭为主次，变迁无定。自12世纪下半叶（金大定年间）开始，即出现“两河分流”的局面。以后又分成3股，大致均流经今废黄河一线以北汇入泗水，夺泗入淮。到13世纪下半叶(元初)，下游又出现了夺濉、涡、颍入淮的几股。嗣后，或东流入泗，或南流入淮，时而又东北决入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今山东东平以下黄河）入海。经常数股并行，迭为主次，变迁极为混乱。元末（1351）贾鲁治河时，曾整治一条从河南封丘东至徐州夺泗入淮的河道，史称贾鲁河。不久即告废坏。
⑥ 16世纪中叶～1854年（清咸丰五年）
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至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叶)基本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这是河势的一大变化。后来在万历初年，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河道方始基本固定，即今图上的废黄河。其后虽有决溢。但旋即恢复故道。清前期经大筑堤防。河南境内河道出现过一段相对安流时期，而山东、江苏境内河段决口次数增多。江苏徐州至淮阴河段兼作运河，是“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潘季驯治河重点即在这一河段上，如大修两岸缕堤、格堤、月堤、遥堤，重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蓄清刷黄等工程。到清初河患的重心下移淮阴至河口段,这是因为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坡降变化,加速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积。故18世纪以后徐州以下河患最为集中。19世纪以后，河道淤废不堪，决口连年发生，更兼国内政治动荡，治河不力，发生新的改道已不可避免。
⑦ 1855年 （清咸丰五年）～20世纪 50年代以前
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决口，先向西北淹到封丘、祥符各县村庄，又往东漫流至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成3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运；一股经长垣县，流到东明县雷家庄，这里就分成了两股，都东北流到张秋镇；三股河汇合后，穿过张秋运河，经不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这是黄河第六次大改道。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照现时中国行政区域划分，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濮阳，后经山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入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安﹑涟水﹑阜宁﹑滨海然后入黄海。但在改道后，于铜瓦厢缺口后，黄河冲破原有的河道，改东北走向，在山东境内借大清河入渤海。这次决口，使黄河下游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其后的20年内，洪水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洲冲积扇上自由漫流，水势分散，正溜无定。直至1876年全线河堤告成，现今黄河下游河道始基本形成。下游河道中自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决口经常发生，故有“豆腐腰”之称。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人为扒开花园口大堤，企图用洪水来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西进。这次决口，使黄河南泛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成灾严重，史所罕见。这也是黄河史上的第七次大改道。
最近因为风沙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专家说，如果人类再滥砍滥伐的话，黄河的源头很可能会被淹没在风沙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起源，但是这条被誉为母亲河的源头今天却被荒山大围斩，风沙处处。
专家指出，人类违反自然的生活方式滥砍滥伐是破坏水源的主要原因，使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生态系统面临崩溃，也很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破坏下的另一个遗址。
正是黄河频繁泛滥成灾的特点，造就了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性格。中华文明也是从大禹治水、导河入海的艰难奋斗中开始的，以至于许多朝代都设有治河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设有“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这在世界大江大河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黄河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引导中华文明走向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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