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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既然良渚文化已经确认为王权国家状态，为何不以此作为中华文明起源？
- 2、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征
- 3、诗中赞颂黄河“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发源”，有什么历史依据？
- 4、良渚文化的发源地？
- 5、*****黄河、文化起源
既然良渚文化已经确认为王权国家状态，为何不以此作为中华文明起源？
因为良渚文化缺乏文明三要素，所以不可称为中华文明起源。
良渚文化主要是缺乏文明三要素。所以不可称为中华文明起源，所谓文明三要素就是指：文字，城邦，青铜器。笔者认为：文字是文明之承载，城邦代表社会化出现，青铜器代表先进生产力出现。而且只有这三个要素出现，才代表文明到达一定高度。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是两个概念，之间有区别。良渚文化并没有发现文字，青铜器，而仅有粗糙石器和粗糙玉器，显示出一种比较原始生活状态。所以虽然年代更久远，但最多如同发现山顶洞人那样，仅仅只是发现了一个人类起源点，而远远称不上是中华文明起源。
良渚文化还有三个原因不可称为文明起源：有更多证据说明中华文明起源在别处，良渚文化王权源于部落崇拜，良渚文化出土物过于原始。以下详细解释这几点。
1、有证据说明中华文明起源在别处：这里中华文明起源是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首先长江和黄河流域最早发现大规模城邦，并且两河流域出土过大量文字和青铜器，完全满足文明三要素：城邦，文字，青铜器。所以长江和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起源。
2、良渚文化王权源于部落崇拜，而非君权神授：并非所有王权国家都是文明国家，君权神授才标志着文明到达一定高度，而良渚文化只是部落崇拜，通过良渚文化出土简陋玉器就可以看出是原始祭祀产物。
3、良渚文化出土物都过于原始：用比较现代话来说，就是没有相关物证，出土的都是简陋石器和简陋雕琢玉器。并没有青铜器，文字记载等文明相关物证出土，所以以此无法确立中华文明起源这个地位。
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8 县市，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诗中赞颂黄河“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发源”，有什么历史依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 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
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
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文化遗址群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群，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意 义：
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特征、性质与影响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诸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剌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红山文化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大（板）白（城）铁路沿线正在进行的老牛槽沟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一处大型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据悉，这是自1935年“红山文化”在赤峰红山被发现70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在内蒙古地区发现这样的文化层次纯粹、保存比较完整、房址成排、方圆15000平方米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
据负责该遗址挖掘的考古队队长杨春义介绍，这个大约占地15000平方米的村落，已经被揭露发掘的面积在800平方米左右，目前已经清理出红山文化早期完整的房址4座，灰坑26个。出土6件能复原的完整的陶器和10多件石器，陶器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纹饰有刻划纹、拓印纹、“之”字纹和席纹等。
据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吉平介绍，过去的遗址发掘中大都是红山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共存的、伴生的，像老牛槽沟遗址这样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是首次发现。老牛槽沟遗址的年代为红山文化早中期。值得关注的是，正在挖掘的这个老牛槽沟遗址距离1971年在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出土的“中华第一龙”的赛沁塔拉嘎查红山文化遗址仅5公里。
有关专家认为，老牛槽遗址的发现，更证实了“红山文化”时期人类生活、居住的方式，以及当时生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态和文明程度。对于了解“红山文化”的文化内涵、分布范围、时代的分期断代等，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并向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那些王朝与黄河有关:夏商
河洛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化,汉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
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良渚文化的发源地？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
.良渚文化博物馆
*****黄河、文化起源
让我们在灿若群星的中华文明初始群体中寻找一颗明亮的星；
让我们凝视黄河、由西向东；
让我们沿着时空的顺序由辽远而切近地细数黄河文明的浪花；
黄河太古老、太神奇了。当我们这块圣土上，还没有人，甚至还没有猿型的先祖，这条河就已经存在，就已经在奔腾咆哮了。中国的神话说它与长江、珠江一样是伟大的盘古的血脉幻化而成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之源为卡日曲，出自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东流经四川入甘肃，过宁夏入内蒙古，穿行陕西、山西、河南，由山东北部而入渤海，全长5494公里，为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
黄河分为三段，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至河南孟律为中游；孟律以下为下游。
黄河之源，有三条小河北支叫扎西、西支名曰古宗列曲，西南支便是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三曲汇为一道东流入星宿海。这条由冰封雪覆的高山中涌出的河水，清澈见底，潺潺有声，活泼得如同嬉戏的儿童，整天整夜唱着快乐的歌；黄河的上游穿行在高山峡谷之间，跌荡起伏，湍急回旋，水流依旧清冽；及至中游，河口至孟律，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大增，水色乃呈深黄，登高一望无垠的高原千万条沟壑如同黄土的巨龙，一齐拥入大河的怀抱，或者宛如千万条被硕大无明的推土机阵列拱动的土方，同时要推入大河筑起无数的堤坝。仿佛不是河水冲刷了黄土，而是黄土在亿万年里要天天掩埋河水。固执而又无羁的大河冲破一道道泥的堤、土的坝，一路扬波夹带着它俘虏的泥沙，自山西壶口飞流而下，震荡着天鼓，卷扬起罡风，隆隆复隆隆，昼夜不舍。直过孟律，地势平坦，华北平原展开胸怀抚揽着狂怒的河水。河水渐渐缓速，仿佛在作搏斗后的歇息。泥沙从怀中释落沉入河底，年年堆积，月月沉淤。于是两岸筑大堤，积年而增高，河底高于地面，黄河之水遂成地上之河，直如由天而来，奔向大海。
黄河自古多洪泛。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早已是千沟万壑，无法计量的黄土涌入大河。而黄河输入量的多寡又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密切的关联。黄河几乎周期性地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黄色的原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旱作农业文化，辉煌灿烂。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这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与黄土，这水与土的关系是自然界的地球化学过程，难言功过。这方水土培育了璀璨的文明，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程。黄河的流变给了我们民族深邃而又辽远的启示和力量，成为我们精神的象征。黄河本身的秘密，比如洪泛的周期性，输沙量的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黄河历史上几次陡然的清澈之谜，以及治理黄河自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沉思。而黄河那奔流不息的江流给予我们民族胝励却是我们该永久张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之旗。
黄河，是我们的财富。
黄河，是我们的象征。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沿着黄河走
在文明初始期的华夏大地上，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时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正好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两河，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楔形文字的出现让巴比伦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于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
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们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两河流城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城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和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我们的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活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造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围地带的文化精华， 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文化则自成系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有人说依旧是仰韶文化的支系，有人则说是南方良渚文化的影响，因为陶器和玉器的制作都有良渚文化的特色，更有人说，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独立的文化中心中的一个。
无论学者怎样指点古代的文化遗存，那些无声的文物都在为我们说明，在古代，那浩浩荡荡的黄河全流域的岸边、阶地活跃着我们先祖的身影，根据我国古史传说时代有关文献的研究，结合考古学文化推定，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可以看作是华夏诸族的文化遗存，而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则是属于东夷诸族的遗存。
华夏诸族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氏族便是黄帝与炎帝，而东夷诸族太、少、蚩尤是强大的中坚。
炎帝发祥于陕西岐山之东的姜水河畔，部落沿渭水东下进入河南与东南部而达于山东，黄帝长于姬水之滨，由陕西北部率部达于河北涿鹿一带。
东夷诸族处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山东、豫东、豫南、皖中地区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进入山东的炎帝与蚩尤部族发生战争，战败的炎帝求助于黄帝，黄炎两个部族结合起来，在涿鹿摆开了战场，同蚩尤厮杀。当时蚩尤部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冶铜技术，其文化当在黄炎部族之前，这一场古史传说时期的“涿鹿之战”直杀得天昏地暗。黄炎部落终于杀死了蚩尤，其部族一部分融入华夏，一部分南撤成为今日的南方诸族，另一部分则渡海而去。
其实，这场战争是中华文明初始期的各地域、各支系文化的一及大冲撞、大融合，在古代没有信息传播媒介的情况下，迁徙争战，都是文化交融的手段。正是这场战争，使得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两种文化合而为一，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也融进中原文化之中，使这汇多种文化精华而成的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中心。很难说比中原龙山文化水平更高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冶铜术，乃至早期的符号文字不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夏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早期文明的核心，正是由于他融多种文化先进因素于一炉。因此，黄帝、炎帝、蚩尤都应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而给予永恒的崇敬。
公元前2000多年前，黄帝族后裔的一支：夏后氏崛起，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上，一次巨大的灾难，让我们的民族在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时代。一场仿佛由天而降的洪灾遍及中原,夏禹治水成功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永不湮灭的传说，借助这次治水的成就，夏部落最后一位经原始社会推举而出的部落联盟领袖禹，开始向建立第一个中国奴隶制社会夏王朝的历史进程前行。禹的威望和夏族较其他氏族先进的生产力都使禹成为事实上的各族首领。对那些阻碍夏族发展的势力如三苗，共工、禹都举兵征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的脚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阶级文明社会取代原始文明社会的钥匙就在他的手中，他正在揭开中华文明崭新的一页。
那一年，据说在公元前21世纪，据今4000多年，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河南。
走进安阳
安阳在河南之北，位于晋、冀、鲁、豫交会处，是中国七朝古都，中华第一都。
中国的原始文明社会，是由许多血缘氏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各部落的首领组成类似议事会的组织，民主推选出一位共同的领袖。他死后，根据他生前的提议，再民主推选新的领袖，这便是史籍颇为称道的“禅让制”。尧、舜、禹，都是被这样推选出的贤主。
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夏族部落耒耜的普通使用，水利设施的兴修，原始天文历法《夏小正》的制定和实行，都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私有制理所当然地发展起来，呼唤着新的社会制度。而冶铜业的初步形成，更为新的文明社会的到来铺下了物质的地基。
铜器的出现和使用，是人类史上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之一，有了铜器，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文明的殿堂。中国夏商青铜文化就是早期文明的代表，这些锈蚀斑驳的铜器，穿越4000多年的风云向后人展示远古的荣光。
大禹（即“伟大的禹”）是历史转折期的关键人物，他起初并没有把首领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沿袭旧制，拟将身后首领的座席禅让给东夷集团的伯益，但是，时迁事移，旧的禅让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情况，他死后诸部族的上层集团纷纷“去益而朝启”，拥戴启为领袖，于是启便取代伯益，自立为王，正式建立了夏王朝。
自启至夏最后一个君王桀，共传13世，16王，大约存在了500年左右（有学者以禹为夏朝首位君王，若此则夏为14世、17王）。
启之为王也并不和平顺利，先是伯益率东夷部队攻启，被夏启击。接着又与有扈氏争战，大败有扈氏于“甘”。夏启站稳了脚跟，便在钧台（今河南阳翟）大会诸候，才获得了“诸候”正式的承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脱胎于同旧势力的争战。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出世，便证明了这个历史的法则。
夏的都城在哪里，传说纷纭：有说在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境内，又说夏的第14位帝王，十代孙帝廑时，又迁都西河。
夏朝之初，国家尚属雏型，有过几十年的动乱，夏启平弭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使文明的演进术未曾逆转。
夏设“百官”，有牧正、庖正等官职，又打破了血缘关系，将全国划为九州，进行管理，颁布法律，建立军队，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发掘证实夏王朝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高的水平。
夏至桀，荒淫无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残暴的君王。在黄河下游崛起的商族在汤的率领下，推翻了夏的统治，把古代社会的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商族是黄河下游古老的部落，以鸟为图腾，始祖为契，曾是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他的后人汤成为商族壮大兴盛的领袖。
商汤率战车70乘，步率5000，西进伐桀。大败夏军于鸣条，占领了夏都，在亳地“践天子位”。亳，在今河南内黄县境内，位于安阳东南一隅，商朝中宗太戊时，正式建都于此。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621年。三代商王，在此经营86年。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即今安阳西北小屯村。这次迁都，将商王朝划分为前后（商、殷）两个时期，迁殷之后，商王朝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安阳真是个奇妙的地方，考古发掘出的文化遗存，让我们构想出昔日此地的辉煌。
安阳市北部的后岗，发掘出层次分明的三层文化遗址，最下层的是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彩陶文化，中层是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黑陶文化，上层则是距今三千年的小屯白陶文化，将历来争论不休的这三个文化孰先孰后的难题化解开来。而1928年对安阳小屯殷文化遗地的发掘，更有了震惊世界的发现。那些青铜器、玉器、牙雕骨器和贝币，向人们展示了三千年前一座繁华的古城，她的文明程度在当时应为世界之冠。甲骨文的发现，更让这繁华成为有文字史可证的往昔的真实。于是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在安阳这片沃土上渐次向我们展开。我们可以想象盘庚迁都的坚毅；武丁三年不语，一鸣惊人，促成商朝中兴的伟业；武丁之子祖庚为祭祀母亲而铸就的“司母戊大方鼎”，那乌亮的光泽永久地闪现着古代先民智慧与技巧的灵气；武丁的妻子妇好率千军征万里，驰骋沙场，开拓疆土。那郁郁葱葱的麦田里好像依旧回荡着她的马蹄声。当年那些用龟甲占卜的贞人，不会想到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自豪；那些曾在这里发号施令的十二代商王或许曾朦胧地意识到他们的名字会影响到后世，所以都在此修建了当时颇为庞大的陵墓。但真正永久地活在后人口里、手中的是“商人”的称号。由于商殷交换业颇为发达，甚至可能已经有了最早的金属贝币用于流通，所以，周灭商后保留了殷人的交换业特长，凡专门从事交换业的人就称之为“商人”有学者认为“商人”、“商品”、“商店”等概念，就是从殷商遗民从事交换业而来，流传至今。
殷商的历法也颇发达，天干、地支，六十甲子，一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的历法就起于商殷，还有编制整齐的多声部乐队，演奏优美的音乐，可惜，我们已经无法聆听到了。不过，在河南舞阳的贾湖地区，出土了早于殷商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距今8500-7600年，其年代早于仰韶文化）其中一支有7个孔和一个调音孔，用现代手段测量结果，该笛竞能吹奏以C为宫（即1C调）的七声古音阶（1234567i）或以G为宫（1G调）的七声新音阶（1234567i），用它演奏河北民歌《小白菜》，音质音色都颇为动听，由此可以想象，殷时的乐器能奏出怎样美妙的乐曲。
舞阳贾湖地区真是我们的宝地，它还捧出了契刻文字，正是殷商甲骨文的前身，将中国文明史上推至距今7000至8000年，真是功德无量。
殷商传至纣，又在沫邑（今河南洪县）建陪都，朝朝歌舞、夜夜恣意，于是沫邑又更名为朝歌。于今，酒池肉林之遗址，杀害忠良比干的摘心台旧迹及纣王自焚的鹿台旧地犹在阳光下细数他的罪恶。
周灭商，殷都夷为平地，加上洪水湮没，300年王城荡然无存。
往昔的楼阁殿阙坍圯散落，笙歌艳舞化为云烟，文物起于地下，兴盛埋进废墟。安阳小屯村称之为“殷墟”倒也名符其实。
春秋战国时，安阳几经变迁，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大将王翦重修安阳城墙，今日的安阳正始于那时，距今也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此后，项羽曾在此大败秦将章邯订立城上之盟；曹魏建都邺城，即今距安阳北去45里的邺镇。著名的西门豹曾为此地之令，而曹操父子（曹丕、曹植）在此地又成为文坛主将，经营起史称“建安文学”的文学集团让邺城——安阳，又以独有的文学之光闪耀在中国历史上。魏晋之后，安阳地区、邺城先后是五朝都城，以后地位渐渐衰败。七朝旧都仿佛在历史上睡去了。直至宋朝，安阳又再度辉煌，不过，是以著名的洹河流域瓷窑的发展为标志。宋瓷那柔润晶莹的光泽，穿透近千年的风尘，幽幽发亮，成为今天的至宝。
安阳地区人杰辈出，代有俊雄，战国时诸子之一的鬼谷子（王蝉）在此办学。
韩琦、岳飞是安阳的骄傲，神医扁鹊虽不是此地人（扁鹊是河北保定任丘县人）却将自己的身体埋藏在安阳汤阴县伏道村南，成为安阳的光荣之一。
隋末唐初，义军蜂起，安阳滑县瓦岗寨成为义军中心之一，一部《隋唐演义》在评书艺人的口中将义军和安阳的名字传布于街头巷尾。而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皇帝梦破灭后，也葬于洹上在安阳留下了他的坟墓——袁林，给安阳添上块耻辱的伤疤。
于今，安阳古迹遍地，寺观多多，犹如苍劲的大树挺立在豫北大地。或许是她负载的历史太久太厚，以至于今日的安阳不得不面临一个沉重的话题：怎样让古代文明的光芒融进今日的灿烂星光之中，再造一次更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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