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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列传第五十原文及翻译
李德辉，字仲实，通州潞县人。生五岁，父且卒，指德辉谓其家人曰：“吾为吏，治狱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众，天或报之，是儿其大吾门乎！”及卒，德辉号恸如成人。适岁凶，家储粟才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苋而食之。德辉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傅，嗜读书，束于贫，无以自资，乃辍业。年十六，监酒丰州，禄食充足，甘旨有余，则市笔札录书，夜诵不休。已乃厌糟曲，叹曰：“志士顾安此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隐不足以悦亲善身，天地之间，人寿几何，恶可无闻，同腐草木也！”乃谢绝所与游少年，求先生长者讲学，以卒其业。
时世祖在潜籓，用刘秉忠荐，使侍裕宗讲读，乃与窦默等皆就辟。癸丑，宪宗封宗亲，割京兆隶世祖潜籓，择廷臣能理财赋者俾调军食，立从宜府，以德辉与孛得乃为使。时汪世显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规进取，数万之师仰哺德辉。乃募民入粟绵竹，散钱币，给盐券为直，陆挽兴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军储充羡，取蜀之本基于此矣。
中统元年，为燕京宣抚使。燕多剧贼，造伪钞，结死党杀人。德辉悉捕诛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书，由是忤平章王文统意，去位。三年，文统以反诛，德辉遂起为山西宣慰使。权势之家籍民为奴者，咸按而免之，复业近千人。
至元元年，罢宣慰司，授太原路总管。时潜籓故傅相无有出为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难治，故以德辉为守。至郡，崇学校，表孝节，劝耕桑，立社仓，一权度，凡可以阜民者无不为之。嘉禾瑞麦，六出其境。五年，征为右三部尚书。人有讼财而失其兄子者，德辉曰：“此叔杀之无疑。”遂竟其狱。权贵人为请者甚众，德辉不应，罪状既明，请者乃惭服。七年，帝以蝗旱为忧，命德辉录囚山西、河东。行至怀仁，民有魏氏发得木偶，持告其妻挟左道为厌胜，谋不利于己。移数狱，词皆具。德辉察其冤，知其有爱妾，疑妾所为，将构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时而服，遂杖其夫而论妾以死。
皇子安西王镇关中，奏以德辉为辅，遂改安西王相。至则视濒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浍，假牛、种、田具与贫民二千家，屯田其中，岁得粟麦刍藁万计。十二年，诏以王相抚蜀。时重庆犹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枢密院于东、西川，合兵万人围之。德辉至成都，两府争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辉戒之曰：“宋已亡矣，重庆以弹丸之地，不降何归？政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向日兵未尝战，中使奉玺书来赦，公辈既不能正言明告，严备止攻，以须其至，反购得军吏杖之，伪为得罪，使惧而叛去，水陆之师雷鼓继进，是坚其不下也。中使不谕诈计，竟以不奉明诏复命。如是者，非玩寇而何！况复军政不一，相訾纷纷，朝夕败矣，岂能成功哉！”德辉出，未至秦，泸州叛，而重庆围果溃，再退守泸州。十四年，诏以德辉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仍兼王相。诸军既发，德辉留成都给军食。是年，复泸州。十五年，再围重庆，逾月拔之，绍庆、南平、夔、施、思、播诸山壁水栅皆下。而东川枢府，犹故将也，惩前与西川相观望致败，恶相属，愿独军围合州。德辉乃出合俘系顺庆狱者纵之，使归语州将张珏，以天子威德远著，宋室既亡，三宫皆北，我朝含弘，录功忘过，能早自归，必取将相，与夏、吕比。又为书，以礼义祸福反复譬解之，以为：“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为谋者，以国有主，耻被不义之名，故尔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犹欲以是行之，则戏下盗遇君，窃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难也。”珏未及报，而德辉还王邸。既而合州遣李兴、张
郃十二人诇事成都，皆获之，释不杀，复为书纵归，使谕其将王立如谕珏者，而辞益剀切。立亦计夙与东府有深怨，惧诛，即使兴等导帅干杨獬怀蜡书，间至成都降。德辉从兵才数百人，赴之。东府害其来，皆曰：“公昔为书招珏，诚亦极矣，竟无功而还。今立，珏牙校也，习狙诈不信，特以计致公来。使与吾争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诚降。”德辉曰：“昔合以重庆存，故力可以同恶，今已孤绝，穷而来归，亦其势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诚惧公等愤其后服，诬以尝抗跸先朝，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也。吾为国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即单舸济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罢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绘事之。川蜀平，复以王相还邸。
十七年，置行中书省，以德辉为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夷罗施鬼国既降复叛，诏云南、湖广、四川合兵三万人讨之。兵且压境，德辉适被命在播，乃遣安圭驰驿止三道兵勿进，复遣张孝思谕鬼国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辉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属百万人，微公来，死且不降，今得所归，蔑有二矣。”德辉以其言上闻，乃改鬼国为顺元路，以其酋为宣抚使。其后有以受鬼国马千数谮德辉于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虽一羊不妄受，宁有是耶！”
德辉卒年六十三，蛮夷闻讣，哭之哀如私亲，为位而祭者动辄千百人。合州安抚使王立，衰绖率吏民拜哭，声震山谷，为发百人护丧兴元。播州安抚使何彦请率其民立庙祀之。
翻译：
张德辉，字耀卿，冀宁交城人。年少时勤学，乡试中举。金贞..年间曾向御史台谋求一官半职。当时有盗杀一算命先生，官府追索，捕获某僧人藏一妇人，认为该僧为杀人犯，屈打成招。德辉怀疑这是桩冤案，后来果捕获那真正杀人的盗贼。赵秉文、杨忄造都器重其材。金亡后，德辉渡黄河去北方，史天泽在真定召他任经历官。太宗七年(1235)，随军南征，为天泽出谋划策。天泽要诛杀逃兵，德辉劝止。光州荜山农民建寨自卫，天泽要攻取，德辉建议招降，使寨中农民免兵刀之灾。
定宗二年(1247)，世祖在王府召见德辉，问他：“孔子去世已久，如今他所说的性在哪里？”回答说“：圣人与天地共始终，无处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孔子的性也就在这里。”又问：“有人说，辽因为信佛而亡，金因为好儒学而亡，有这话吗？”回答说：“辽朝的事臣未能全知，金朝则是亲眼所见，宰臣中虽用一二儒臣，而其余都是世袭的武将，军国大事又不让儒臣参与。以儒生而进为宰臣的，大抵只占三十分之一。金国之存亡，自有人应负责任，儒臣有何过错？”世祖点头称是，又问德辉：“祖宗的法度俱在，而许多未能付诸实施，该如何是好？”德辉指着银盘比喻说：“开创国家大业者，如制造这银器，要精选白金良匠，按一定规矩制作而成，交给后人，传之无穷。但应交给谨慎厚道的人掌管，才永为珍宝。否则不仅会损坏，而且恐有被偷去的危险。”世祖沉思了好久说道“：这是我所不能忘怀的。”又询问中原人材，德辉举出魏..、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又问“：农家辛苦劳动，为何还衣食不足？”德辉回答说：“农桑为天下之本，衣食之源。农民男耕女织，终年勤苦，而将其最好的交纳于官，剩下粗恶者用以上养父母，下育儿女。而地方官吏又横征暴敛，搜刮一空，人民哪有不受冻挨饿的？”
定宗三年春，行祭奠孔子之礼。世祖问德辉“：为何要对孔子行祭奠礼？”回答说“：孔子为万代主宰天下者之师，所以历代君主都尊敬他。把他的庙修建得十分庄严肃穆，按时祭祀。崇敬他与否，对圣人无利也无害，但可以见君王崇儒重道之意如何。”世祖说：“从今以后，此礼勿废。”又问：“领兵与治民，哪个最危害百姓？”回答说“：军无纪律，任其残暴，为害固然不轻；但是，治民之官，对人民横征暴敛，毒害天下，使祖宗之民如在水火之中，为害尤甚。”世祖沉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问：“那怎么办？”德辉回答道：“莫若派遣皇族中之贤者如口温不花这样的人，执掌兵权；旧日勋臣如忽都虎这样的人，使他主管民政，这样，则天下均受到皇上的恩赐了。”
是年夏，德辉告假还家，临行前又举荐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般木、李涛等数人。辞别皇帝时，又奏陈首先要办的七事：提倡孝友，选择人才，体察民情，重视听取各种意见，亲近君子，信赏必罚，节省财用。世祖对张德辉不呼其名而呼其字，赐坐，赏赐优厚。不久，德辉奉旨教育贵族子弟孛罗等。宪宗二年(1252)，德辉与元裕在北方朝见皇帝，请世祖为儒教的大宗师，世祖高兴地接受了。德辉等就此进一步启奏：“历朝有旨免除儒户的兵赋义务，乞下令有关政府部门遵行。”世祖同意，命德辉领导和管理真定学校事务。
世祖即位，起任德辉为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他下车伊始，便打击豪强，罢黜贪官污吏，平均赋役负担。七八十岁的老人不远数百里来看他，说道：“六十年来也没有见到像今天这样太平的官府了。”把德辉奉若神明。战乱后一些贫弱小民多依托于豪强的庇护，有的为人帮工来谋衣食，日子一长，他们被抑为奴隶。德辉把他们都释放回家为民。
至元二年(1265)，考核地方官吏政绩，德辉为十路之最。朝见皇帝时，帝慰劳他，命他疏陈当前所应办的急务，他条陈四事：一、严格保举制以取人才；二、给俸禄以保持官吏的廉洁，发挥他们的才能；三、改变官职的世袭制，并把他们迁到别的都城；四、刑罚公正而不要多次实行大赦。帝称赞并加采纳。调任东平路宣慰使。东平赋重，诉讼多，比河东多一至五倍，一遇赃官，更加紧搜括，毫不宽容。德辉奏请免除百姓向远处交纳豆粟二十万斛，而由政府向民间征购粟十万斛抵其数。寡妇马氏要把自己女儿卖掉以交纳所欠赋税，德辉用自己的薪俸代她交纳，而且免除今后赋税。
至元三年秋，德辉参议中书省事。五年春，升为侍御史，德辉辞谢。有人奏报沿途将校冒领军士粮饷，世祖下令审查，德辉奏道：“过去将校与士卒同甘共苦，如今少年子弟或是袭父兄爵位，或是只做点事就升职任用，他们哪知军旅之事，致使朝廷要遣使去审查。这是省院失于约束。但若严厉地绳之以法，则人人自危。只有改变部署，选勇武刚强有才略的任将校，这样可使军政改过自新。又时常委任监察官，可革除其弊端。”朝廷旨令德辉拟定御史台条例，德辉奏道：“御史是执法官。今法令不明，根据什么来执法？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应慎思考虑。”不久，复召德辉入宫，对他说“：朕已考虑成熟，卿当尽力行之。”德辉说：“如果一定要我执行，那就请求设立宗正府以纠正皇族的违法行为，外戚可以受到弹劾。女眷不准来奏事，否则，诸局承办人都得追究查办。”世祖沉默了许久才说“：这事慢慢实行。”德辉以年老请求辞让。皇帝命他举荐堪任监察官的人。他推举了乌古伦贞等二十人。
原先，河东歉收，德辉请示朝廷，开常平仓贷粮与民，并减秋税。该地区赋役不均，官吏相互为奸，赋税一征十年，民不堪其苦，相率逃亡。德辉核实户口，均其赋役，钱粮出纳有定规，数十年之弊一旦革除。
德辉禀性刚直，博学，有经邦济世之才，一看就知道他是端正人。但不喜嬉笑。与元裕、李冶同游于封龙山，当时人号为“龙山三老”。享年八十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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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入侵的历史谁有？
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8 AD）起，迄元至元十六年（1279 AD）为止，四川军民共用了51年的时间抵抗蒙古侵略者，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注 1）。在蒙古入侵以前，女真曾短暂入侵过四川利州路北部边陲地区，除此以外，巴、蜀、汉（注 2）从春秋到此前，从未经历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注 3）。南宋末，游牧民族对四川的入侵不象它在其它中原地区那样容易得逞，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抵抗。这中间除了四川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外，还有四川人民善于利用山地地形与蒙古进行长期周旋，另外，南宋中央也对四川抗战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才使得四川军民能够抵抗蒙古铁骑的侵略长达51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古时期欧亚各地抵抗蒙古旋风的奇迹。
四川人民抵抗蒙古侵略的事业，使得蒙古延迟了灭亡南宋的时间，蒙古陷在四川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十多年间，蒙古统治集团才发觉在四川被南宋军民缠住，是战略上的失策（注 4），换句话说，四川军民拖住蒙古雄师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时间。应该指出的是，自从秦国征服巴蜀以后，除了清以外，历代北方政权占领四川的过程都从未超过三年的时间，这就不能不归因于南宋军民保卫四川的顽强，以及蒙古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无能。（注 5）
蒙古在四川遇到的猛烈抵抗给以它教训，使得它后来在进军江南的战役里，包括在最后招降合州坚守的军民的决策，不再执行前期残忍的屠杀政策。在蒙古进军四川的中后期，在蒙古方面任职，熟悉儒家经义和治理，而又对蒙古大汗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官如姚枢、廉希宪、李德辉（注 6）等，认识到一味对坚持抵抗的南宋军民进行绝灭性的屠杀，只能促使南方人民义无反顾地斗争至死，这将延长蒙古以战争征服南宋地区的时间。
早在蒙哥即位之初，蒙哥的重要谋臣姚枢即向蒙哥陈情：“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姚枢后随忽必烈征云南，又用宋太祖戒曹彬伐南唐勿妄杀人的历史故事劝说忽必烈，饮宴后的第二天早晨，忽必烈驻马向姚枢高声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注 7）在蒙哥和忽必烈政权交替时期的重要谋臣廉希宪，上奏忽必烈：“四川降民，散处山谷，请禁我军毋掳掠，违者罪及其帅。诸贩易生口者，罪之。”元至元十二年，曾任忽必烈藩邸时其子侍读的李德辉受命担任元平西王的丞相，他手里握有忽必烈交给他的重要权力。此时，元东、西川帅府合兵万人，正在围攻重庆，李德辉戒令参战的将佐：“宋已亡矣，不降何归？正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这些言论或行政措施（注 8），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蒙古军队早期从来对被征服军民的斩尽杀绝的行为，为后来蒙古伯颜部队占领江南所执行的较少屠城的措施创造了先例和示范（伯颜平定江南并不是绝对没有执行过屠城的，注 9），他们为了人民少流血和牺牲所作的努力，和那些保卫人民生命的南宋官、将、兵一样，也应该受到赞扬。宋元之际的战争里，还应该提及的是，南宋负责守卫堡垒或城池的官员，不顾个人的名节（在宋代理学下面，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以保全所守州县百姓的生命为条件，向蒙方谈判投降条件（注 10）。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使南宋延迟了二十年时间灭亡，而且引起了蒙古军事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1259年蒙哥在合州战役里逝世的消息，被传到中东，在那里，他的弟弟--旭烈兀正率军挺进到叙利亚，其先，旭烈兀焚毁哈里发政权的中心巴格达城，并屠杀了全城的居民，然后挥师深入到巴勒斯坦。这时候，埃及苏丹出动十二万人的军队，以近卫军马木路克卫队为首，在大马士革城郊与旭烈兀的蒙古骑兵会战，如果不是旭烈兀在听到蒙古大汗的死讯后率主力返回蒙古大草原，留下一万人的军队由怯的不花率领对付埃及军队，则胜负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埃及军队被旭烈兀击败，蒙古的扩张有可能到达北非，这对以后的世界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注 11）旭烈兀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伊尔汗国，把建立了八千年之久的灌溉系统完全破坏掉，西方文明之母消失了，自从苏美尔时期以来，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无数个繁荣的城市，如巴比伦、尼尼微、代表着人类文明史早期的辉煌，如今，在伊尔汗国君臣强迫人民过的游牧生活之下，都衰微了，美索不达米亚从此变成了废墟和荒漠。
假如旭烈兀不得知蒙哥的死讯，不从前线抽走精锐部队，不让怯的不花的一万骑兵去抵挡十二万人的埃及军队，以至战死，蒙古铁骑定会饮马尼罗河，那么，人类早期又一个灿烂文明的遗迹还会保留多少呢？
旭烈兀的中东军团在中东的挺进被埃及人制止以后，蒙古帝国的版图从此被局限在幼发拉底河以北的大片地带，旭烈兀以后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伊尔汗帝国。同时，由于蒙哥的死亡，蒙古统治集团发生了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长达五十多年的斗争，忽必烈虽然及时赶回燕京夺取了蒙古中原帝国的汗位，但内部纠纷，特别是海都的反叛，使得蒙古帝国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扩张计划和步骤，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几块，从1260年起，蒙古旋风的高潮过去了。（注 12）
许多国内学者都注意到南宋人民在抵抗蒙古侵略时的顽强，但很少问为什么这个一向以军事软弱为特点的帝国在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为什么在两晋、五代时汉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没有这样持久和猛烈？
这应该是历史学家正视的历史事实：南宋继续北宋在生产技术上的发展，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繁荣的文化。同时，两宋的政治比较以前的朝代相对开明，南宋社会在集会活动上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这从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里所记载的“社会”条里可以读到。朱程理学在知识界中的盛行，一个方面加深了民族道德意识。因此，面临着落后文明的侵略，一个在较先进的文明里生活的人民，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也就焕发出更大的为保卫文明成果的决心和前赴后继的精神（注 13），只有在北宋末和南宋时，中国才开始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这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今天用新的眼光去理解邹智《吊钓鱼城诗》（注 14）的进一步含义：宪宗神勇世无双，黑子孤城死不降。莫道尽由天作险，宋家德泽也深长。
让我们把眼光从宋末四川战争放到南宋蒙宋战争上面，试图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启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蒙古侵宋战争的各个详细进程，就会发现面对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力量的全力进攻，南宋并不必然要被蒙古灭亡的。
蒙古侵宋战争的过程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228年蒙古对四川的首次入侵起，迄1260年忽必烈从鄂州撤军。这一时期是窝阔台、蒙哥执政时代，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正处于从上升到颠峰的阶段。南宋方面，前期理宗较能清醒认识形势，也较能虚心采纳下面官员对防卫的意见，起用能力强的将领，如荆湖方面的孟珙，守住荆湖的战略要地襄阳；两淮方面的赵范、赵葵、杜杲，发挥宋军擅长水战的优势，使敌我战争形势处于胶着状态，由此使凶悍的敌人无大的进展。但四川前线的宋方守卫较弱，吴玠、吴麟所建立起的以步战为主的秦岭山地防御体系，对于善于快速集结的骑兵和大量火炮支援的蒙古军队来说，几乎毫无抗拒之力，蒙古之所以不能在四川久呆，是因为它的屠杀政策，征收不到充足的粮草，而秦岭山路运粮又困难重重，所以每次军事行动总是尾随着一次疯狂的抢掠，然后撤军。然而蒙军新式骑兵战术毕竟厉害，即使象曹友闻那样头脑冷静的优秀指挥官，虽然计谋正确，却由于少量的步兵（两、三千人）碰到了快速集结到上万人的骑兵部队的临时反袭击，从而使周密计划的行动功亏一篑，所以曹友闻才会在英勇牺牲前悲愤地说：“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注 15）
这期间敌人的五、六次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基本上处于如入无人的境地。在这样的存亡危急关头，由于理宗能大胆起用余玠治蜀，余玠又能广泛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采纳了冉氏兄弟的正确建议，针对四川的地形特点和蒙古骑兵的弱点，建立起堡垒防御体系，使蒙古企图在上游突破受到遏制。余玠治蜀末期，蒙古方面在四川已经处于从进攻转为防守阶段，战场上的主动权业已转到宋军手里。此时长江中下游则以孟珙收复襄阳，杜杲在庐州、安丰击败来犯蒙古八十万大军为整个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如果理宗能继续坚持执行这样的用人政策，则南宋方面可能象绍兴初期那样，挺过敌人最强有力的打击，继续和敌人隔江对峙并将这一形势保持到蒙古帝国由于典章制度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所出现的内乱以至于被削弱的将来，则蒙古对宋侵略将会象辽、金那样停止下来，同时也就能影响蒙古帝国内部制度、文化进一步的文明化。而事实却是，理宗没有坚持执行前期的政策，他撤换了余玠，南宋方面的防御开始走下坡路，其结果是四川蒙军转入积极进攻，华中蒙军的攻击逐渐全面推进到长江北岸，为后来敌人渡江灭宋准备好了条件，要不是蒙古方面的战略错误和蒙哥突然在合州死亡所引起的王位争夺与内部决策的不一致，蒙古应该灭亡南宋更早一些。
也就在第一时期的末期，蒙哥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迷信于蒙古的骑兵威力，仍然固执于传统南征的典型路线，即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进攻，而不倾其全力配合忽必烈解决鄂州围城战役，消灭华中宋军主要军事力量，特别地，他把一个南宋在四川行使政治统治的象征--重庆府及其大门--合州当成了终结目标，这个错误很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把斯大林格勒看成一个领袖个人名誉的虚幻目标一样，结果顿兵坚城之下，英雄无用武之地，身死异域，死后的王位争夺问题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延长了灭亡南宋的时间。
第二时期从1260年到1279年，虽然整个蒙古帝国的内斗加剧了，以至于分裂，但此时忽必烈掌握了中枢权力，暂时停止了蒙古贵族在中国地区的内斗。忽必烈调整了战略方向，把对南宋的主要军事进攻从四川转向到对襄阳的攻取上面。四川变成了次要战场，蒙古的主力军现在在华中作战，因此虽然华中吃紧，但四川宋蒙双方却互有消长，局势形成了胶着状态，如果南宋方面不是贾似道掌权，四川宋军能够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堡垒战攻势，同时破坏蒙方的屯田行动，则蒙古从四川撤退是很有可能的。在华中地区，如果能推广余玠堡垒防御体系，则襄阳更难被攻取，整个战争将继续旷日持久地延长下去，直到双方都没有能力再维持战争经济的时候，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蒙古方面的战时经济体系将首先崩溃。
贾似道排挤异己的行为造成了许多优秀将领不是被诬陷致死，如向士壁、曹世雄，就是靠边站，如赵葵、高达，结果许多将领向蒙古投降，这是第二时期的一个特点。投降的南宋将领成了蒙古方面的参谋，为蒙军提供宋军的攻防虚实，宋方在四川的经验反被蒙方推广到华中，结果是襄阳被蒙军的堡垒所扼杀，南宋四川官员建议抢先在荆湖地区筑堡计划却被贾似道压住不发，这当然加速了南宋的败亡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最后的灭亡，根子并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如果第二时期南宋政权不是由贾似道掌权，即使掌握中枢权力的人无能，还不至于葬送掉整个对蒙战争体系，从下面我们分析的蒙古政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可以看出，蒙古的灭亡南宋，并非历史的必然。
不管最后结局怎样，几十年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与余玠堡垒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还是推迟了蒙古灭宋三十多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虽然推迟了三十多年，南宋毕竟最后还是被蒙古灭亡的，其负面结果是加强了元朝统治集团迷信武力，在迷信武力的观念推动下，忽必烈在执政三十二年时期里，不间断的对外穷兵黩武（注16）。蒙古上层集团由于沉湎在对南宋的军事胜利上，看不见从南宋一灭亡开始，他们的王朝就走向了衰落之路。这在军事上已经现出端倪。事实上，元平定中国本部以后，其对外军事征讨行动并不顺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注 17）；在政治上，则阻碍了从传统落后的游牧军事酋长制度向更高一级精致化的农耕文明制度的转化。这两者都反过来说明了，平定中国本部的军事行动，耗尽了这个游牧文明的内在创造性活力与资源，同样也反过来说明了：只要南宋能再坚持抵抗二、三十年，则它将迎来元帝国迅速走向败亡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到，平定中国本部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一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体系与最多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摧残；另一方面是，军事胜利使元统治集团不思在制度上面的改革进取。元统治者在其所治理下的帝国内搞所谓族分四等的民族歧视等级制度，蔑视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倾向，继续优容军事贵族落后的庄园奴隶制，甚至愚昧到试图把黄河流域开辟为牧场，可见由于灭掉了一个先进文明帝国的结果，也就灭掉了示范作用，也就必然对元帝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八十九年以后，当元顺帝半夜悄然开大都健德门，离开中原的时刻，从此消失在茫茫大漠里，我们依然看见的是一个差不多还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时代的草原文明，要是他们的君王一如北魏鲜卑拓跋氏，或者后来的满清爱新觉罗氏那样，即使宁愿被封为屈辱的“归义侯”，或者“崇礼侯”，（注 18）也不至于再投入朔风怒号，飞沙走石的漠北荒原，虽然在文人笔下，这样的逃跑，可以被歌颂成一种淳朴的天性，但淳朴归淳朴，日子过得要更舒服一些，生活享受要更精致一些，却是已经习惯了新生活的人们更普遍的要求，那么，难道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中原衣冠化百年？而仅仅只是在皮毛上礼仪化些许？元顺帝走了，身后留下的是一道经过正午般阳光灿烂的中原文明以后，夕阳下长长的阴影。
注释
1。襄阳、荆州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二年（1235 AD）到咸淳九年（1273 AD），共历38年。两淮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三年（1236 AD）到德佑元年（1275 AD），共历39年。
2。“汉”指汉中地区，包括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洋州（今陕西洋县）、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县、大安军）、金州（属今陕西安康地区），即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专区，在元朝以前都属于四川行政区管辖，两宋时属利州府东路。
3。西晋末到东晋中期，在四川建立的賨人政权--李特、雄、寿、势成蜀流民政权，虽然也是少BR 数民族政权，但已经农耕化了。此外，南北朝时期，北方基本上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西魏和北周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四川，并未有文献记载过大破坏。唐中期时，吐蕃曾一度逼近成都，以后，南昭军队也曾逼近过成都，都分别被击退，持续时间也不长。
4。宋濂，《元史。来阿八赤传》：“术速忽里言于帝曰：‘。。。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今顿兵坚城，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先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卒不用。。。。宪宗崩，阿八赤从父倍道归燕。世祖即位，问以川蜀之事，阿八赤历陈始末，诵其父前所言以对，世祖抚掌曰：‘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又参《元史。郝经传》：郝经论蒙古进攻四川在战略上的失误。
5。蒙古军队征服整个南宋的的时间比之于其他北方政权征服偏安南方的政权要长，例如，西晋（包括未被篡夺时的曹魏）从进军蜀汉开始，到平吴为止，共用了17年的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南中（云贵）用了1年3月，平定江南的所有抵抗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而元平定江南的BR 全部抵抗却花了6年时间。再从隋灭陈来看，因为隋灭陈以前，隋已继承了北周拥有的四川和云贵地区，所以我们只用隋灭亡拥有江南地区的陈的版图作比较，隋灭陈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北宋平定巴蜀汉和江南地区共花了13年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地区花了5个月时间，平定江南花了1年3月的时间。如果自满清入关计算，则清平定整个关内除台湾以外的地区仅用了19年时间，即使以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金的1616年算起，清平定整个关内用了47年时间，仍然少于从蒙古入侵四川开始到平定全国的51年。
6。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窝阔台时进入蒙古政界，先后辅佐窝阔台、忽必烈。在蒙古军破枣阳军时，主帅打算将枣阳军的所有军民坑死，姚枢力劝主帅，不听，只好帮助数人躲在竹林里逃生，姚枢在蒙古军中服务时，注意收罗儒、道、释、医、卜方面的人才，官至燕京行台郎中。后因不满上峰贪污贿赂，辞官隐居苏门县乡间，卒为忽必烈征用，随其伐云南。
廉希宪，字善甫，高昌族。曾任陕西四川行省京兆（今西安）宣抚使。忽必烈即位初，帮助平定四川蒙古将领刘太平、霍鲁海的叛乱，又为蒙古收降刘整，有政声，后调管荆南，安抚湘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
李德辉，通州潞县人。忽必烈在藩邸时，担任忽必烈子真金的侍读，后为驻扎在利州的汪世显理钱粮有功，升燕京宣抚使，转太原路总管，再转管理陕西四川行省的安西王所属丞相。积极推行屯田垦荒的政策，对于安定战乱后的川陕局势，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元军平定四川，招降久攻不下的钓鱼城将领王立，通过他主动向忽必烈陈情，使合州十多万军民免于被屠杀的结局。后又保护播州少数民族不被血洗。李德辉卒于任。
7。宋濂，《元史。姚枢传》，姚燧，《中枢左丞姚文献公（姚枢）神道碑》。
8。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9。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甲申（1275 AD），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不屈，亦死。”
10。参第五节注释
11。多桑，《蒙古史》。
12。西方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蒙古军事扩张在1260年时达到的高峰（参见海斯，莫恩，韦兰《全球通史》和威尔斯《世界史纲》），以及其后的衰落。在多桑《蒙古史》和付郎克《中华通史》里，虽然提到了王坚的抵抗和蒙哥在合州的死亡，但都没有联系到合州之战蒙哥死亡与蒙古军事扩张的退潮，更没有提到余玠堡垒防御战略及其对抵抗蒙古进攻的意义。
13。按民国《名山县志》载该县《黄龙庙碑》：该县张文柄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 AD）响应明玉珍入川讨元的行动，起义败死，张文柄是张珏的孙子。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将会看见蒙古诸帝国所存在的时间里，元帝国是最短之一。
14。万历《合州志》。
15。脱脱，《宋史。曹友闻传》
16。赵冀，《廿二史扎记。元世祖嗜利黩武》。
17。元平定中国南部以后，在忽必烈在位的十五年（1279-1294）时间里先后征伐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俱以失败告终。征日本遇飓风，除了沉没的舰只以外，登陆的官兵全军覆没。三征安南，安南王逃匿不获，只得撤军，归途中几为所邀截。征占城舟为风涛所碎十之七八，登岸军队虽占领其木城，而国王已逃匿，元军深入搜索，又为其截堵，力战始归。征爪哇初时屡捷，实际是假象，派使者去晓谕国王，使者反被杀，国王又逃匿，于是只得班师。
18。按《元史》，“（明）太祖以帝知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而封其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注 40），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注 40之#17、#18）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 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注41、42、43）。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更准确地说，是64年，注 44），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注 22）。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注 34）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BR 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注 45）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注 49），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注 46）。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注 47）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注 48）
四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注49），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注 50），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注 48）。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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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甘肃德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兰州市IT商圈的核心位置——东岗西路230号兰州电脑城819～820室。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立足信息化数字化领域，主要面向政府及企、事业单位，为其提供全方位的综合信息化服务及多层次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现为甘肃省安全技术防范学会会员单位（叁级资质）。
公司现有员工18人，全部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下设行业客户部、软件销售部、系统集成部、财务部等部门以及负责广电数字视频业务的专业控股公司——兰州创辉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着眼于IT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力求在第一时间把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引入市场。公司的经营方向是：计算机系统集成，表现为5S：Server（服务器）、Storage（存储）、Software（软件）、Service（服务）；安防监控系统、视频会议系统、远程教育系统、视频编辑、压缩系统及硬盘播出系统以及软件开发。
我们与众多着名厂商及其总代理建立了广泛而良好的技术和商务合作关系，包括：HP、IBM、联想、方正、浪潮、友立、速达、力富、广迪威等。目前，我公司已成为这些厂商在甘肃地区的总代理、总经销或指定代理商。
多年来，在广大客户、各厂商及其总代理的支持下，我们本着“产品求新、质量求优、技术求精、服务求诚”的经营理念，使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在教育、广电、部队、政府、铁路、司法、金融、科研等行业取得不少的骄人业绩。在开拓本地市场的同时，我们也向周边地区辐射发展，业务已遍及甘、陕、青、宁、藏、蒙、晋等省（区）。
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将公司建设成为一个以客户为导向、技术为核心，以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为支撑、硬件销售和客户服务为两翼的高科技、多元化公司。
面对信息社会的巨大挑战，甘肃德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依靠公司强大的经济及技术实力，努力开拓，积极进取、苦练内功，以优秀的产品、良好的技术服务为推动西部地区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法定代表人：王建国
成立日期：2006-03-17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所属地区：甘肃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784020498A
经营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所属行业：批发和零售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英文名：Gansu Dehu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人员规模： 50-99人
企业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飞雁街116号1号楼第十一层12号
经营范围：多媒体教学设备、信息技术实验设备、理化实验设备、音体美教学器材、幼儿园玩教设备、广播电视器材、照相器材、家用电器、专用设备、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通讯器材、通用机械、电线电缆、仪器仪表、装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办公设备及用品的研发、生产、批发零售;电视综艺、电视专题、电视节目制作、发行;信息技术服务;装修装饰工程、网络工程、综合布线、系统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爱国的人物 事迹
1、钱学森
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2、刘胡兰
刘胡兰生长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在反动的封建军阀阎锡山统治的黑暗年代，恶霸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刘胡兰的心灵里从小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红军来了，把地主吕善卿家的财物分给了穷人。刘胡兰从红军战士孙同志讲的故事里，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刘胡兰渐渐长大了，为了担负家庭的生活重担，她和邻居家的孩子小青，一起去山里驮炭，俩人渐渐产生了爱情。
日本鬼子占领了文水县，地主吕善卿又当上了村长。孙同志回到这里，领导农民们建起了农会、民兵队、妇救会，刘胡兰担任了妇救会的领导。
小青要参军了，刘胡兰鼓励他要勇敢战斗，争取入党。刘胡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反扫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刘胡兰经受了严峻的斗争考验，党组织吸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日本投降，小青所在的八路军回到山西，将日本军队的武器收缴。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小青的部队奔向了解放战争的战场。刘胡兰带领着妇救会的姐妹们送慰问品，救护转移伤员，积极支援前线。
回到村里，她听到支部书记石德辉和几十个乡亲被反动派抓起来的消息后，勇敢地参加了营救行动，把他们救了出来。但是，在转移的途中，刘胡兰不幸被捕。蒋匪军和地主吕善卿对刘胡兰严刑逼供，刘胡兰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最终，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就义。
3、邓世昌
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
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
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4、岳飞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
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
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
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
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
5、屈原
楚国都城郢都被秦国占领的消息传来，屈原心丧若死。屈原披头散发地游荡到了江边，他在汩罗江边一边吟唱着诗歌一边行走。有一个在江边打渔的渔夫看到屈原形容憔悴，身如枯槁，于是好奇地问他：“您不是屈原大夫吗?为什么衣冠不整的来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屈原回答道：“众人皆醉我独醒，整个朝堂都是昏庸不堪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他们不愿听见正确的声音，所以我被流放到这里了啊。”
渔夫追问说：“我听说古时候的圣人，外界的事物不能影响束缚他，他融入世俗之中随着世俗的变动而变化。如果朝堂之上都是昏聩不智之人，为什么不隐于众人而要出来反对所有人呢，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为什么一定要洁身于淤泥之中，显耀于污秽之上，却使得自己遭受不应该承受的流放呢?”
屈原正色道：“我们都知道，刚清洗过头发的人戴上冠帽之前一定要拍去冠帽上的灰尘，刚刚沐浴的人要穿清洗过的衣裳。谁会忍受自己的清白的身躯蒙受尘土的污染呢?
对我来说，我宁可远离那混沌的庙堂也不能忍受与他们同流合污。哪怕要投入这汩罗江中葬身鱼腹，我也不愿让自己的品德沾染上不洁的污垢。”于是屈原怀抱石头，以身投汨罗江。
屈原的一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悲伤情怀，他空有满腔的报国情怀却郁郁不得志。两度遭到流放，眼见故国沦丧却无能为力，愤懑之情充溢他的胸怀，最后只能以身殉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屈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岳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邓世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学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刘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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