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黄河的文化
- 2、关于黄河的文化
- 3、黄河的文化 及历史 要简洁
- 4、黄河文化有哪些内容？
- 5、黄河的历史文化资料
- 6、黄河变迁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
黄河的文化
黄河流域文化遗址
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度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已有人类在活动了。西侯度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上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
西侯度文化中用动物骨角制造工具和用火的资料，不仅在黄河流域是最早的代表，在国内其他地区和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
——反映古猿人文化的有：
西侯度猿人文化
1961年于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的，距今150万年～180万年，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文化。
蓝田猿人文化
1963年～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与陈家窝发现，其中公王岭猿人距今100万年～115万年，陈家窝猿人距今50万年～59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猿人文化。
大荔猿人文化
1978年于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距近30万年～50万年，为晚期猿人文化。
——反映古智人文化的有：
丁村古人文化
1954年～1976年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丁村发现，距今7万年～9万年,属于旧石器中期文化，为早期智人。
河套新人文化
1922年及1956年～1960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发现，距今3万年左右，为晚期智人。
——现代人是由新人直接进化而来的，分为4个阶段：
细石器文化
距今10000年～7000年，黄土高原多处发现该时代文化遗址，如陕西大荔沙苑、山西沁水下川等地。
新石器文化
距今7000年～3700年，按最早发现地点及所代表的发展阶段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称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中期称龙山文化，距今5000年～4100年，1928年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晚期称二里头文化，距今4100年～3700年，最早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文化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部浐河东岸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仰韶文化的一种早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1953年春，西安市在建设纺织城时发现，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青铜器文化
距今3700年～2700年，可划分为三期：早期为二里岗文化，即郑州商城文化，距今3620年，为商代早期文化；中期为殷墟文化，即河南安阳小屯村文化，大致为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为商代晚期文化；晚期为岐山文化，即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都城文化遗址。
铁器文化
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春秋初期，如在河南新郑仓城发现的春秋铸铁遗址，在河南卫辉市固围村发现的战国墓葬遗址，在西安周围发现的西安隋唐都城文化遗址等。
中石器时代，是连结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或中间环节。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在陕西大荔县的沙苑地区发现15处遗留有打制的石片和石器的地点，共采集到3000余件标本。根据这些石器的特点，认为它们是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从而将其命名为我国的第一个中石器时代文化——沙苑文化。
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中心。中石器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经济生活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属于自然经济，还没有出现农业。在中石器时代，细石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发展。数十年来，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遗存，不仅有可能填补我国新旧两大石器时代之间的缺环，而且还显示出我国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工艺最发达的地区就是黄河流域。有的考古学家认为，正是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细工艺传统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其后，才在黄河流域发展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中心。
黄河流域历代王朝建都史实为：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周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秦朝定都于咸阳，西汉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定都于洛阳，魏晋均定都于洛阳，隋唐均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宋朝定都于东京（今河南开封）。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牙齿和上下颌骨，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万年。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洞穴遗址，都在五万年以上。在这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经过艰苦的劳动，既发展了人类的体质形态，又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他 们不但发明了火，能够制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学会了钻磨技术，能够从事狩猎、捕鱼了。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口急剧增加 ，生产和文化都有了飞跃发展。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许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锄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缝纫用的骨针，也有彩色陶器，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仰韶文化延续达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经过广泛挖掘，发现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到处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开始在西安市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当时，半坡人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懂得了纺线织布，创造了规模较大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了储藏粮食的窖穴。围绕居住区构筑了深、宽5~6米，长300多米的大量 围沟，改变了穴居野处原始状态。制陶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陶器和制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动物图案栩栩如生，反映了远古人民的艺术才能。在彩陶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已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了，父权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开始出现。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考查，在山东省的黄河南北，都陆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踪迹，其年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可能延续得更晚一些。从发掘情况看，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都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的还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发掘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制装饰品，饮酒器具和精致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号墓里，有一年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很可能当时已懂得用铜了。另外，从大汶口墓葬还可以看出：那时已出现了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规模有大有小，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这种情况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见的，说明社会已过渡到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儿子打破过去的"禅让"制，继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袭的奴隶制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动于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奴隶制虽然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关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从近几年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发掘看，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有了青铜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红铜时代了。冶铜业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开来，标志着古代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种族奴隶制国家，千百万奴隶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更大发展，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据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谓"商汤居毫"的亳地。在这里，除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遗迹外，还掘出了一批铜渣、坩锅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这证明商初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在河南郑州，曾发现商代早期的另一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此外还发现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墙，为研究我国原始陶器的产生和古代城池的构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中期国王盘庚迁殷以后，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是不可胜计的。这里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认为是只有青铜器而无铁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发现铁刃青铜钺，却打破了这一论断。据初步研究，这件兵器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座墓葬，青铜钺的刃部是熟铁。黄河当时是经过藁城东面从天津附近入海的。这一武器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商代奴隶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也已懂得用铁了。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成了一项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各诸侯国相继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把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城市经济繁荣起来。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都成了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临淄甚至达到了二十多万人的巨大规模。思想文化生活这时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根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人们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制成了用来测量天象和测验地震方向的"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隋代创造出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文明有巨大影响的指南针和火药也早在11世纪以前就广为传播。1957年陕西省出土的"灞桥纸"，经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遗物，比史书记载的东汉蔡伦造纸还早二百多年。
同时，城市建筑的规模更为壮观：几代帝都的长安，西汉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通巴蜀西达西域的枢纽，城市范围比西方同时期著名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唐时长安城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万，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规模之宏伟，尤为中外所称道。北宋时的东京（今开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穿城而过，是中古时期十分繁华的都会。今天，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建筑雄伟、景色绮丽、舟船云集、车马竞驰的风貌。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宁夏的秦渠、汉渠、唐徕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开封的宋代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山西的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和甘肃麦积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马大小相似，拖有战车的陶马二十四匹。俑坑总面积约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种陶俑约六千件，还有大批实用兵器，坑内马俑排列整齐，气势宏伟；武士俑身穿铠甲，意气昂扬。这种雄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兵强马壮、横扫六国的壮丽图景，是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兵马俑的雕塑制作，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让我们在灿若群星的中华文明初始群体中寻找一颗明亮的星；
让我们凝视黄河、由西向东；
让我们沿着时空的顺序由辽远而切近地细数黄河文明的浪花；
黄河太古老、太神奇了。当我们这块圣土上，还没有人，甚至还没有猿型的先祖，这条河就已经存在，就已经在奔腾咆哮了。中国的神话说它与长江、珠江一样是伟大的盘古的血脉幻化而成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之源为卡日曲，出自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东流经四川入甘肃，过宁夏入内蒙古，穿行陕西、山西、河南，由山东北部而入渤海，全长5494公里，为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
黄河分为三段，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至河南孟律为中游；孟律以下为下游。
黄河之源，有三条小河北支叫扎西、西支名曰古宗列曲，西南支便是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三曲汇为一道东流入星宿海。这条由冰封雪覆的高山中涌出的河水，清澈见底，潺潺有声，活泼得如同嬉戏的儿童，整天整夜唱着快乐的歌；黄河的上游穿行在高山峡谷之间，跌荡起伏，湍急回旋，水流依旧清冽；及至中游，河口至孟律，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大增，水色乃呈深黄，登高一望无垠的高原千万条沟壑如同黄土的巨龙，一齐拥入大河的怀抱，或者宛如千万条被硕大无明的推土机阵列拱动的土方，同时要推入大河筑起无数的堤坝。仿佛不是河水冲刷了黄土，而是黄土在亿万年里要天天掩埋河水。固执而又无羁的大河冲破一道道泥的堤、土的坝，一路扬波夹带着它俘虏的泥沙，自山西壶口飞流而下，震荡着天鼓，卷扬起罡风，隆隆复隆隆，昼夜不舍。直过孟律，地势平坦，华北平原展开胸怀抚揽着狂怒的河水。河水渐渐缓速，仿佛在作搏斗后的歇息。泥沙从怀中释落沉入河底，年年堆积，月月沉淤。于是两岸筑大堤，积年而增高，河底高于地面，黄河之水遂成地上之河，直如由天而来，奔向大海。
黄河自古多洪泛。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早已是千沟万壑，无法计量的黄土涌入大河。而黄河输入量的多寡又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密切的关联。黄河几乎周期性地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黄色的原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旱作农业文化，辉煌灿烂。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这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与黄土，这水与土的关系是自然界的地球化学过程，难言功过。这方水土培育了璀璨的文明，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程。黄河的流变给了我们民族深邃而又辽远的启示和力量，成为我们精神的象征。黄河本身的秘密，比如洪泛的周期性，输沙量的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黄河历史上几次陡然的清澈之谜，以及治理黄河自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沉思。而黄河那奔流不息的江流给予我们民族胝励却是我们该永久张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之旗。
黄河，是我们的财富。
黄河，是我们的象征。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沿着黄河走
在文明初始期的华夏大地上，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时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正好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两河，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楔形文字的出现让巴比伦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于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
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们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两河流城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城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和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我们的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活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造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围地带的文化精华， 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关于黄河的文化
黄河谚语、成语诗句、名句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 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
渡黄河诗
河流迅且浊。汤汤不可陵。
桧檝难为榜。松舟才自胜。
空庭偃旧木。荒畴余故塍。
不覩人行迹。但见狐兔兴。
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
浪淘沙
九曲黄河万里沙，
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
同到牵牛织女家。
凉洲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不到黄河心不甘。
说 尽 黄 河 只 为 水（谚语）
意 思：比 喻 说 了 多 少 话 ， 只 有 一 个 目 的。
例 句：你 不 用 再 争 辩 了，~，还 是 对 我 有 意 见。
•跳进黄河洗不清。
这句子的本意是说受了很大冤枉，就算跳进黄河这样的大河也洗不清了。其实，不论是谁，跳进黄河就别想洗清。同时，黄河的泥沙颗粒很细，有时河水甚至成泥浆状态，沾在身体上确实不易洗净，真的成了"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看来他是不 到黄河心不死。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句诗说的是黄河从西方遥远的天边奔腾而来，又滚滚东逝入海。今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却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黄河下游的"悬河"现象。"悬河"，是指河床高出两岸地面的河流，又称"地上河"。悬河的成因是，含沙量大的河流，至河谷开阔、比降不大、水流平缓的河段，泥沙大量堆集，河床不断抬高，水位相应上升，为防止水害，两岸大堤亦随之不断加高，年长日久，河床高出两岸地面，成为"悬河"。黄河至下游后，每年大约有4亿吨泥沙淤积于下游河道，河床逐年升高，使黄河下游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悬河"。现在黄河下游的河床，一般比堤外地面高出3-5米，在河南封丘县的曹岗，竟高出10米之多。真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了。"由于河道高出地面，一般来说郑州以下的黄河下游河道成了淮河、海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黄河两岸已不属于黄河流域了。
中流砥柱：这一成语比喻坚强的、能起支柱作用的人或集体，就像立在黄河激流中的砥柱山一样。砥柱山其实是一巨石，位于黄河三门峡段的急流中，是一个石岛，人称"砥柱石"，或"中流砥柱"。黄河水到峡谷中被两岸山石束成窄窄的一股，冲到砥柱石前，形成急速的漩涡，分成两股流开，离开三门峡谷，场景惊心动魄。过去黄河水运发达，曾为航船要道。但在三门峡段，常有触礁者。以至水底的山有"米堆"、"谷堆"之称。后船每行至此，船夫们便下船用纤绳拉过。传说中的砥柱石，是用来镇定河水波澜的，在船夫们的眼中，砥柱石却是一座航标。石上原刻有"照我来"三大字，意即要航朝它驶来。船只要朝它驶来，眼看要撞上时，砥柱前面的波涛回过水来，正好将船推向安全的航道，十分神奇。
黄河的形成：
之一
在距今160万年左右，青藏高原在一次猛烈惊人的抬升运动中，跃然升出地面，其他板块边缘发生断裂褶皱，形成阶梯状地貌，原来广泛分布的湖泊汇集成河。一条由湖泊汇集而成的大河随之奔腾而下，形成地质构造史中惊心动魄的一幕。
之二
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是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10万年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黄河与我国其他江河相比，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水少沙多。
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年径流量580亿立方米，相当于长江的1/17，仅占全国河川径流总量的2％，居我国七大江河的第4位。流域内人均水量593m3，为全国人均水量的25％；耕地亩均水324m3，仅为全国耕地亩均水量的17％。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十分严重，造成下游河道严重淤积，河床平均每年抬高约10厘米。黄河三门峡站多年平均输沙量约16亿吨，平均合沙量为35kg／m3，在大江大河中名列第一，在世界江河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把16亿吨泥沙堆成高、宽各1米的土堤，其长度为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可以绕地球赤道27圈。
二是水、沙时空分布不均。
黄河水量的60%来自兰州以上，秦岭北麓，90%以上的泥沙主要来自河口镇至龙门区间与泾河、北洛河及渭河上游地区。全年60%的水量和80%的泥沙量集中来自汛期，汛期又主要集中来自几场暴雨洪水。这种水少沙多，水、沙分布的集中性，给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和下游防洪，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三是地上悬河。
由于长期泥沙淤积，目前黄河下游堤防临背悬差一般5～6米。滩面比新乡市地面高出约20米，比开封市地面高出约13米，比济南市地面高出约5米。悬河形势险峻，洪水威胁成为国家的心腹之患。
四是洪水灾害频繁。
黄河北抵天津，南达江淮，洪水波及范围达25万平方公里，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惨重损失。同时黄河洪水挟带大量泥沙，淤塞河道，良田沙化，给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长期难以恢复。由于洪水灾害频繁，历史上黄河洪水被称为“中国之忧患”。
黄河情况
李白诗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500米的约古宗列盆地。经青藏高原的青海、四川、甘肃，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华北平原的河南、山东，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黄河因其流经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泥沙，多年平均输沙量达16亿吨，相当于堆成1米见方的土堤绕地球27圈。每年淤积在下游河床中的泥沙有4亿吨，使黄河成为高出地面十余米的“悬河”。黄河中游地处季风气候区，降水年变率大，且多暴雨。泥沙和暴雨洪水造成黄河下游河床善淤，善决，善徒。从先秦到1949年的250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溢1590次，改道26次。
据史料记载，从先秦到民国年间的2540多年中，黄河下游共决溢1590余次，该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防洪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集减淤、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是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属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小浪底工程浩大，总工期十一年。它的建成将有效地控制黄河洪水，可使黄河下游花园口的防洪标准由六十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基本解除黄河下游凌讯的威胁，减缓下游河道的淤积，小浪底水库还可以利用其长期有效库容调节非汛期径流，增加水量用于城市及工业供水、灌溉和发电。工程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正式开工，于1997年11月截流。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用于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的投资达80多亿元，完成各类土石方14亿多立方米，其工程量相当于建造13座万里长城。群众投劳近5亿工日。依靠防洪工程体系和广大军民的严密防守，已连续夺取50年黄河伏秋大汛不决口的伟大胜利。
确保黄河岁岁安澜，不仅社会效益显著，经济效益也十分巨大。据综合分析计算，黄河下游50年不决口，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近4000亿元。避免人员伤亡、河渠淤塞、良田沙化、环境恶化、影响社会稳定等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目前流域内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总库容574亿立方米，引水工程4600多处，提水工程2.9万处，干流设计引水能力已超过6000立方米每秒。流域内及下游沿黄地区灌溉面积已由建国初期的1200万亩发展到现在的1.1亿亩，增长了8倍，其中宁蒙河套灌区、汾渭灌区和黄河下游引黄灌区这3大片灌溉面积占全河的70％以上，用水量占80％。灌区农业增产效益显著，在约占耕地面积45％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70％以上的粮食和大部分经济作物，许多灌区已成为我国重要商品粮棉基地。
黄河下游现共修建引黄涵闸94座，引黄灌溉和抗旱浇地面积达3600多万亩，平均年引水量近100亿立方米，豫、鲁两省沿黄20个地、市的百余县用上了黄河水。
黄河水资源利用范围，已从过去主要用于农田灌溉，转为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服务。沿河兰州、包头、郑州、开封、济南、东营等50多座大中城市和一大批工矿企业，均以黄河为主要水源。农村2700多万人的饮水困难，也靠黄河供水得到解决。还建成了引黄济青（岛）、引黄济卫（河）等跨流域调水工程。
黄河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共580亿立方米，目前已耗用307亿立方米，水资源利用率高达53％，与国内外大江大河相比，已属较高水平。据综合分析计算，建国50年来，引黄灌溉、供水的直接经济效益达6000亿元。
防洪历史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黄河历史的真实写照和区别于其他河流的显著特点。因此，在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史上，就有了源于下游决口改道而带来的多个黄河故道。如禹河故道（亦称《禹贡》河道）、西汉故道、东汉故道、明清故道等。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禹河故道。行河时期，从大禹治水开始算起，至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徙，1400余年，是黄河史上有记载以来最早的一条古河道。
黄河水神与灵物的传说
黄河水神，由来已久，但历史上各朝各代水神的具体名称不同，大河上下各段各地所敬奉的河神与致祭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史籍上记载的黄河水神，最早的一位是河伯。河伯在史籍记载上有“冰夷”、“冯夷”、“无夷”等名。最初很可能是大水有灵一类的自然崇拜，后来渐渐变成为人格化的水神。
他们说，有个叫冯夷的人，被黄河水淹死，一肚子怨恨，就到天帝那里去告黄河的状。天帝听说黄河危害百姓，就封冯夷为黄河水神，称为河伯，治理黄河。
大禹，是国人最崇敬的历史人物之一。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无私奉献精神，更是为世人所无限敬仰。透过现象看本质，其真正意义却在于：首先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真正创立者，其次是在他的治理下，黄河历1400余年无河患，世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大禹治水后的黄河河道也被世人认为是最佳的河道，并长期影响着后人的治河活动。
伴随着大禹治水的传说，人们有时也把大禹当作黄河水神来敬奉。
郑州一带民间有《河伯授图》的传说，说是河伯冯夷受命治理黄河，但操劳一生没有把黄河治好，到年迈时，跋山涉水，察看水情，画了一幅黄河水情图，又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大禹，将水情图交给了他。大禹根据河伯授给他的这一幅图，疏通水道，终于治理好了黄河。
这故事所要交代的就是大禹是继河伯之后的黄河水神。河南武陟县嘉应观，最高的建筑是禹王阁，阁内塑禹王锁蚊像，而且站在阁上，就可以看到茫茫黄河。开封城东南有一座禹王台，高丘上建有禹王殿，原殿中供奉有高八尺的禹王铜像。山东济南龙洞山，旧名禹登山，传说为大禹治水登临处。
黄河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闯王李自成带领农民在陕西米脂起义，要打过黄河去，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当时正值初冬时分，黄河水还未结冰，而只有河水冻成了坚冰大军才能顺利通过 。怎么办呢？闯王日夜焦心，愁得胡须头发在一夜之间全都白了。
第二天一清早，有两人来报：“黄河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的了。”闯王大喜，急忙传令三军赶快渡河。到了河边一看，河水还“哗哗”地流得正欢呢，根本就没结冰。可是上面却起了一座宽大的浮桥，船连船，板连板，四平八稳，正适合大军渡河。
闯王纳闷极了，正要下马察看，忽然从河里爬上来两个人，向闯王一抱拳，朗声道：’大王，我们是黄河的船夫。听说您要渡河，为民谋利，所以特地花了一夜工夫搭起这坐浮桥，就请大军上路吧。”闯王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一定不辜负百姓们的厚爱，一定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说罢，驱马上桥，领兵东去了。
九曲
黄河的弯多，素有"九曲黄河"的说法。黄河在黄土高原转了许多的大弯之后，呼啸奔腾远去。留下那首高亢的信天游民歌还在我们耳旁回荡："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和"九十九"在古代是形容多的意思，说明黄河的弯曲多。黄河自河源到河口，有很多大的弯曲，干流的主要大弯有6个，小弯更多了，大多在黄土高原。大弯中，180度的大弯有3个，90度的大弯有2个，45度大弯有1个。而黄河总的走势就构成一个"几"字型的大弯，总的流向仍然是自西向东的，自河源至河口直线距离仅为2068公里，但实际流程是5464公里，是直线距离的2.64倍
黄河的文化 及历史 要简洁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在距今 115 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 105 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 10 万至 1 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黄河文化有哪些内容？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孕育演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
黄河虽然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但百万年来，依偎着这条大河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流域文明，它们像散落的棋子，始终在黄河文化这幅瑰丽多姿的棋盘上演绎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自旧石器时代的“蓝田文化”、“丁村文化”、“下川文化”到新石器时代的“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先民们沿着这一进化的阶梯，一步步走向文明社会。
种植业的出现、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使用、原始宗教的兴起……无不由黄河水赋予着生机。
扩展资料
最初，黄河文化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从夏商周到汉唐宋，中国进入了以“长安—洛阳—开封”为东西轴线的中国大古都的“黄河时代”，黄土—黄河—黄种人，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黄色文明”。
此后，黄河文化的基本传统体制始终在周、秦、汉、唐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与历史时期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等有机结合，从而演变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黄河的历史文化资料
黄河的历史文化资料：
黄河的孕育、诞生、发展受制于地史期内的地质作用，以地壳变动产生的构造运动为外营力，以水文地理条件下本身产生的侵蚀、搬运、堆积为内营力。在成河的历史过程中，运动不息，与时俱进。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泥沙堆积在史前地质时期就在进行，史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根据多方面的研究，古黄河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三纪至第四纪的早更新世为古黄河孕育期。第四纪中更新世（距今115万年～10万年）古黄河诞生成长期。晚更新世（距今10万年～1万年）黄河形成海洋水系。
历史时期黄河在上中游平原河段，河道也曾有过演变，有的变迁还很大。如内蒙古河套河段，1850年以前磴口以下，主要分为两支，北支为主流，走阴山脚下称为乌加河，南支即今黄河。1850年西山嘴以北乌加河下游淤塞断流约15公里，南支遂成为主流，北支已成为后套灌区的退水渠。龙门～潼关河道摆动也较大。不过，这些河段演变对整个黄河发育来说影响不大。黄河的河道变迁主要发生在下游。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范围，大致北到海河，南达江淮。据历史文献记载，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0多次。
黄河变迁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
第一节 中国文化摇篮——黄河的变迁
黄河象一条金色的巨龙，横卧在祖国的北部大地上。它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平方公里。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其中下游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一、历代对河源的探索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对这一象征着中华民族古文化摇篮的河流发源地，曾进行过长期探索。
1.古代“河出昆仑”及“伏流重源”的臆说
《尚书·禹贡》最早就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记载。说明远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当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中原地区与西部河源地区还没有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我国人民就已经知道黄河是发源于今青海东部积石山一带①。成书于《禹贡》之前的《山经》说：“昆仑之丘，……河水出焉”②。《尔雅·释水》：“河出昆仑虚。”《淮南子》：“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据胡渭考证，“自汉以前，但知昆仑在中国西北，终未明在外国某地也”③。说明人们对当时为戎羌诸族所占居的黄河上源一带的真相，还不很清楚，所云黄河出于昆仑，可能来自间接传闻或是一种臆度。
汉朝通西域后，“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①从此，将今新疆西部的于阗河当作黄河源，于阗河所出的于阗南山称为昆仑山，成了河出昆仑说的根据。
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在西域的传闻，于阗河“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①。其后，班固更进一步加以引申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③古代“导河积石”和“河出昆仑”的传说，便这样与西域流传而来的“潜流复出”的说法揉合在一起，发展成为“伏流重源”的谬说。
2.晋、唐时期对青海河源地区的初步认识
魏、晋时期，内地人民从对吐谷浑所据青海地区的密切往还中，逐渐了解到河源不在新疆，而在青海境内。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第一次提出“源出星宿”④。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平定吐谷浑后，在今青海贵德以西黄河上源地区设置河源郡，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河源所出地区的确认。及至唐代，和青海、西藏等地的羌、藏族人民交往频繁，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到达河源地区：“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河源。”⑤按星宿川唐《十道图》别作“星宿海”。柏海当即今黄河源上的扎陵湖。藏语扎陵系白而长之意，“白”与“柏”同音。后吐谷浑为吐蕃所并，唐蕃之间来往不断，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曾“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⑥。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大理寺卿刘元鼎作会盟使出使吐蕃，进入黄河上源“虏曰闷摩黎山”①。据吴景傲《西垂史地研究》考证，闷摩黎山即今巴颜喀拉山，对河源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可见唐代对处于入藏通道的河源地区已有所了解。
3.元、明、清三代对河源地区的考察与成就
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派满族人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②。都实所率领的河源勘察队进行了我国历史上对河源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察。潘昂霄著《河源志》一书，记载此行时曾越过黄河上源的两巨泽“阿剌脑儿”（指扎陵、鄂陵二湖），及“粲若列星”的“火敦脑儿”（指星宿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河源考察的珍贵文献。
与都实同时期的临川人朱思本，得帝师巴尔济苏所藏梵文图本，译为汉文，其内容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但他提到河源“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②。已明确指出河源来自星宿海西南百余里，正是今天卡日曲的位置。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僧侣宗泐往返西域，途经河源，在其所作《望河源》诗序中自记：“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④。按藏语“抹必力赤巴山”就是黄河与长江上源分界之山，即巴颜喀拉山。牦牛河即长江上源通天河。今卡日曲和通天河支流正是一山之隔，两源相去仅十多公里。由此可见，宗泐所见的河源，也是卡日曲，和朱思本所指河源是一致的。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拉钖、舒兰为首的考察团，在探寻河源后，所进呈的《星宿海河源图》中，发现星宿海以西黄河有三条源流，“三河往东顺流入于扎陵”①。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测量后所绘《皇舆全览图》，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完成的新《皇舆全图》，以及当时人齐召南所著《水道提纲》②，都误将三条上源的中支“阿尔坦”认作黄河正源。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遣“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③。据《湟中杂记》记述，阿弥达“查看鄂墩他拉共有三溪流出。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蕃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④。阿弥达所见到的阿勒坦郭勒，据傅乐焕考证⑤，和朱思本、宗泐的发现是一致的，都是黄河正源“卡日曲”。藏语“卡日”意为铜色，“曲”为河的意思。因其流经第三纪红色地层，洪水期河水呈铜色，故名。阿弥达所发现的另外两支相汇于星宿海的源流，北面一支较小，今名扎曲；中间一支即《皇舆全览图》和《水道提纲》所说的“阿尔坦”，今名“约古宗列曲”。
4.解放后对黄河河源的考察及其再认识
解放后，根据国家大规模建设以及开发和治理黄河的需要，1952年8月，派遣一支河源查勘队对河源地区进行了实际考察。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调查也欠周密，在其报告中误将约古宗列曲认作黄河正源，及在其西北三十公里处的海拔五千二百一十四点八米的雅合拉达合泽山为黄河发源地。他们并轻信当地藏民的称呼，提出黄河源上的两湖应鄂陵湖在西、扎陵湖在东⑥，以致1953年以后的出版物和地图，都根据他们的报告作了错误的修订。并由此而引起学术界的争议。
1978年7月，青海省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河源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考察队根据十万分之一航测地图进行测量的结果，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长约30公里。其源头有五条来自各姿各雅山的泉水，流量比后者丰富，流域面积达三千一百二十六平方公里，也远比后者为广。根据源远流长，水量丰富及流域宽广等原则，黄河正源应为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同时，根据实地调查和对照历史文献，重新确认了黄河源上的两湖应为“西扎东鄂”①。
图2－1黄河河源
以上历史证明，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与探索，早在元代对黄河发源地即有了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都实、朱思本、宗泐和阿弥达等，对探明黄河源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①。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②。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③。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①。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洪水“汜郡十六”②，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③，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④。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⑤，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①。又宋景佑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②。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佑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②。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④。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⑤。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①，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②。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③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④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据胡渭的记述是：“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⑤。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①。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②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③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④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⑤，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⑥，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⑦。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⑧。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⑨。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①。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
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
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①。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②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③。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④。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洪水决溢日益频仍。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⑤。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①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②。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当时翁同■、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③。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①；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②。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①，改为入河。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
入河。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①。
三、黄河下游改道的原因及其影响
黄河流域的土壤、气候及黄河河道的坡度，是造成其下游经常决徙和改道的自然因素。黄河上、中游地区流经一片面积达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黄土结构疏松，一经雨水冲刷，即土随水去，水中泥沙含量特多。同时，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多集中在夏季和夏秋之交，上、中游经过暴雨之后，河床中便出现了洪峰，洪水与泥沙俱下，对下游构成严重的威胁。再加上黄河上流发源地海拔在三千米以上，从青海龙羊峡奔腾急下，一泻千里，到达河南孟县以东，骤抵海拔五十米以下的平原，流缓沙沉，逐渐淤淀。近年实测数据，黄河每年输送到下游的泥沙达十六亿吨。其中大约有十二
亿吨输送入海，四亿吨沉积在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愈抬愈高，成为“悬河”。一般河床高出地面二至十米不等，河流全靠两岸大堤约束，一旦溃决，便突奔灌泻，不可收拾。因而，黄河自古以来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从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决徙改道的情况来看，可以公元10世纪为分界线①。在此以前的二千年间，大改道共有两次，其它决徙的记载也很少，黄河基本上是安稳的，平静的。这是因为古代黄河上、中游高原地带的森林、草原还比较完整。如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是畜牧区，原始森林、草原未被破坏。唐代以前的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都比现在高2℃，也有利于植被的生长，这种良好的植被状况，足以保持水土；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带，古代人民在黄河两侧挖了无数的灌溉渠道和沟洫，其中著名的如战国时魏引漳水溉邺、秦开郑国渠引泾入洛，汉武帝开白渠引泾入渭等。《史记·河渠书》说，当时的灌溉渠要“以万亿计”，这些渠道沟洫把河水夹带的泥沙引入农田，作为肥料。此外，古代黄河下游有名的济、汴、濮、漯等大川和密如蛛网的支津，以及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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